有些文艺批评家要求任何小说均须遵守现实主义原则。毛泽东主席之“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原则，内地作者在文革前后固非遵守不可，今日尺度放宽，已有可遵可不遵的自由。自古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即重驰骋想像，今人拘于现实，未免迂矣。从前有迂人评李白诗“白发三千丈”未免太长；“朝如青丝暮成雪”头发白得太快；“桃花潭水深千尺”太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白帝城到江陵，万重山太多，千重百重则差近之。又有迂人（其实沈括非迂人）评白居易《长恨歌》，曰：“‘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山在嘉州，唐玄宗自长安入四川，不须经峨眉山。”其实诗歌非游记，此诗不过以峨眉山代表四川。又评杜甫《武侯庙古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径七尺，树高二千尺，此柏无乃太细长乎？”有评者说，武松从山东阳谷县到清河县去探望其兄武大郎，不必经过景阳冈。但景阳冈武松打虎乃千古奇文，不经景阳冈即不打吊睛白额虎，除稀有动物保护者之外，人人都觉遗憾。
《水浒传》为极妙奇书，然不合情理之处什多，如李逵取公孙胜，为罗真人所阻，李逵夜中杀罗真人，流出白血，又杀其童子，但被杀者均不死，原来罗真人以葫芦相代。行路时，神宗太保戴宗以甲马系李逵两腿，一念咒语，李逵即飞奔不能停止，可日行八百里，如参加世运会马拉松长跑，一口气快跑四十万公尺，戴宗如再带一人，三人自必囊括金银铜奖牌。《三国演义》写关公为吕蒙所杀，关公鬼魂在玉泉山大叫：“还我头来！”又上吕蒙之身，使其击打孙权，随即倒地而死。《武乡侯骂死王朗》一节，写诸葛亮在阵上交锋时，痛骂敌方主帅司徒王朗，“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两军交锋，大骂一场，便将对方主帅骂死，似亦不可信。然《三国演义》为古今奇书，不能以事实上是否可能判其优劣。
王国维先生盛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词句，然天涯路千里万里，独上高楼，岂能一望而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为着名物理学家，常以学术观点指摘法轮功所宣扬之特异功能不合科学，颇可佩服。作者前年在北京和何先生会谈，何先生先言其本人为“金庸小说”之喜爱者，随即指出：“物理学中之力只有一种，人力应无内力外力之分，但武侠小说言之已久，读者习惯上已接受，以气功运内力外击敌手，读者并不反对，此为艺术上约定俗成的虚构，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实。”笔者同意何先生之圆融见解，武侠小说自身有种种习惯性的通用虚构，犹如今人大画家绘画华山，极力夸张其雄奇险峻，往往悬崖峭壁，无路可上，实则华山每日上山者往往数百人，绘画之夸张虽离事实，然画为好画（并非地图），亦无人否定之也。当年苏东坡曾以朱笔绘竹，风神潇洒，有人指摘曰：“世上岂有红色竹子？”苏反问：“然则有黑色墨竹乎？”盖世人多以墨笔绘竹，习见之即不以为异。笔者并不敢自认本书可与上述艺术品相提并论，但知艺术不必一定与真实相符，优劣皆然。
二〇〇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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