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过程，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被用作大学文学课讲义，现在又缘何公开出版。
我于明治三十三年 注 明治三十三年：公元1900年。 奉派赴英国留学，当时我正在第五高等学校担任教授职务。得到留学通知时，我并不特别希望出国，同时觉得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向校长及教头说出了我的想法。校长和教头答复说：是否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不是由你来说的，本校已向文部省推荐你，文部省接受推荐予以批准，决定选派你为留学生，若无异议，你最好从命。我虽然没有特别想去留洋的意愿，但也没有固辞的理由，所以只好答应了。
留学通知中要求我去英国研究的科目是英语而非英国文学。为了弄清研究的具体方向和范围，我特意去了文部省，向时任教务局长的上田万年先生请示。先生的答复是：对于学什么并无特别的严格要求，只是希望学习一些回国后可在高中或大学里教授的学科。听到这话，我想虽然要求学习英语，但多少还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更的余地。就这样，我在同年九月踏上了西行的旅途，于十一月到达了目的地伦敦。
到英国后，首先需要确定留学的学校。留学地点有好几处可供选择，牛津、剑桥均是学术重镇，早有耳闻，正在犹豫时，得到了身在剑桥的友人邀请，于是我前往剑桥观光。
剑桥之行，除拜访友人之外，还邂逅了几名日本青年，他们都是为取得绅士资格，每年花费高达数千元之巨的绅商子弟。我每年从政府得到的学费只有一千八百元，这点钱在这个金钱万能的地方是根本不够用的，没条件像那些绅商子弟那样挥洒自如。不过，在和那些富有的绅商子弟的接触中，我倒没有看见所谓的绅士风度。而我这点钱，即便谢绝一切交际，只是旁听一些必要的课程也很难应付。即便万事小心节俭，努力渡过难关，对于我想要购买的书籍，在归国前恐怕连一卷也买不了。我又想，自己的留学和优哉游哉的绅商之子的留学是不同的。须知英国的绅士是性情优秀的模范人物的集合体，像我这样在东洋度过青年时期的人，若要模仿英国年少绅士的言行举止，就如同骨骼生长已经定型的成年人再想练习舞狮技艺一样，无论怎样佩服，如何崇拜，如何艳羡，即使甘愿忍饿而将三餐缩减为两顿，也依旧无济于事。据说他们上午去听一两个小时的课，午餐后户外运动两三个小时，下午茶的时间相互拜访，晚餐则去学校与众人聚餐。我深知自己无论在金钱、时间还是秉性方面，都没有条件效仿他们绅士的举止，于是就断了长期驻留那里的念头。
我想牛津与剑桥应该是一样的，故而无意前往。我甚至考虑去北方的苏格兰或渡海前往爱尔兰，但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宜练习英语，于是只好作罢。同时，我意识到只有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于是就决定在此学习。
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其理由不言而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至今仍然这么认为。然而，我来英国的目的并不单单为了提高语言水平。官命是官命，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在不违背上田局长要求的范围内，我有满足自己意志的自由。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同时从事文学研究，不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时有一半也是为了服从上田局长的指示。
为避免误解，我还想说一句。我所说的不愿用两年时间只学语言，绝无轻视语言之意，反倒是由于对此极其重视的缘故。学习语言，无论发音、会话也罢，还有写文章也罢，即便只练习其中的一个方面，两年时间也并不算长。更何况学习的内容涉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能够把全部的本事都学到吗？我屈指计算自己的留学时间，考虑如何以自己的菲薄才学在限期内学有所成。再三考虑，最终确信自己难以在预定的期限内如愿以偿。我的研究有一半已经超出了文部省的规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诚属迫不得已。
研究文学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学习何种科目呢？这是接下来我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可悲的是，由于浅薄，我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最终都未能解决。我所采取的方法难免是机械的。我首先到大学，听了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另外还私下找了一位老师，以方便随时请教问题。
因为未能产生预想的兴趣和效果，记得大学的课程只听了三个来月就作罢了，但到私塾听课请教问题却延续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我阅读了手头有的与英国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当然，开始时并没着手搜集论文资料或为回国授课做准备，只不过是尽可能多地随意看了一些书。实际上，我虽然是因英国文学学士的缘故而获选留洋，但却从来不敢自诩精通。毕业后又有几年东西奔波，离文坛的中心越来越远了，忙于个人家事而少有读书机会，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往往只是大略听到过名字，十有六七未曾阅读。对此，在我心中时常引为憾事。利用留学这个机会读尽所有的书是我当时的愿望，此外别无其他想法。如此过了一年之后，再去查看读过哪些书籍，发现没有阅读过的书籍已经很少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意识到，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若重复以前那样的做法，未免太愚蠢了，于是，我对听课的态度至此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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