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个瞬间，我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
然而写到中途，我还是感觉到了艰难。这艰难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进入了鼠疫情境后，心理无法承受的那种重压。这在我的写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尽管我的心也是苍凉的，可是那支笔能够游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而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依照史料，傅家甸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三个人死亡。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我知道，只有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我才能够获得解放。正当我打算停顿一段，稍事调整的时候，中秋节的凌晨，一个电话把我扰醒，外婆去世了。
虽然已是深秋了，但窗外的晨曦依然鲜润明媚。我不知道去了另一世的外婆，是否还有晨曦可看？她的辞世，让我觉得一个时代离我彻底远去了，我的童年世界永久地陷落了。
我乘当日午后的飞机回乡奔丧。时至深秋，哈尔滨的风已转凉了，但阳光依然灿烂；可当飞机飞越大兴安岭时，我看见山峦已有道道雪痕。那银白的雪痕如同条条挽幛，刺痛了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把脸贴在舷窗上哭了。就是在这苍茫的山下，七八岁的我，跟外婆在黑龙江畔刷鞋时，看见了北极光；也是在这苍茫的山下，隆冬时分，我跟外婆去冰封的大江捕过鱼。外婆将活蹦乱跳的狗鱼扔给大黄狗吃的情景，我还清晰记得。捕鱼的夜晚，因为吃了鱼，外婆和我的嘴巴是腥的，大黄狗的嘴巴也是腥的，整座房子的气息都是腥的，可那是多么惹人喜爱的腥气呀。
外婆的遗容并不安详，甚至有点扭曲，可见她离世时，经历过痛苦的挣扎。这样的遗容，让人撕心裂肺。北极村已经很冷了，中秋的夜晚，我站在院子中给外婆守灵的时候，不时抬眼望着天上的月亮，总觉得外婆选择万家团圆的日子离去，有什么玄机在里面。那晚的月亮实在太明净了，明净得好像失了血色。我想大概是望月的人太多了，数以亿计的目光伤害了它。午夜时分，月亮周围竟然现出一团一团的彩云，我明白了，那晚的月亮是个新娘，飞来的彩云则是她的嫁衣。外婆可能在这个日子变成了一个花季少女，争着做月亮的伴娘去了。
中秋节的次日，北极村飘起雪来。起先我并没有留意到园田中的山丁子果，也没有留意到大公鸡。雪花一来，天地一水地白了，树上的红果子，就从雪幕中跳出来了。它们像微缩了的红灯笼，明媚地闪烁着；再看雪地，也有鲜艳的颜色在流动，那是几只羽翼斑斓的大公鸡在奔跑。想着外婆停灵于明月之下，飞雪之中，想着她一手抓着把好月光，一手抓着把鹅毛大雪上路，天宫的门，该不会叩不开的吧？这样一想，我的心便获得了安慰。
难言的哀痛和北极村突袭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场。料理完外婆的丧事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发烧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轻，到了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暴咳不止，难以安眠。镇咳药几乎吃遍了，却毫无起色。我感觉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里，肝和肺又去了哪里，脑袋一片混沌，《白雪乌鸦》的写作被迫中断。
病在我身上缠磨了大约半个月，见我对它一意驱赶，终觉无趣，抽身离去了。重回长篇的我，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了。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
春节前夕，初稿如愿完成了。我带着它回到故乡，轻松地过完年后，正月里对着窗外的白雪，飞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对它的一次草草“检阅”。而细致地修改它，则是三月到了香港大学以后。我与中文学院沟通，将我在校两个月的活动调整在前半个月，这样集中完成了系列讲座后，我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慨然应允。
进入四月，我又踏上了《白雪乌鸦》的航程。这次的修改，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为了更切合人物命运的发展，我对其中的个别情节设置，还是做了调整和更改。因为时间充裕，在语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打磨。这种不急不躁的润色，让人身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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