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
我让司机带我去布卢姆斯伯里上标，然后身子往后一靠，让自己平静下来，回想前天跑到圣詹姆斯广场上寻找帕里时那种断断续续的感觉。当时，他代表着我认为充满了莫名恐惧的未知，而现在，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迷茫、古怪而不敢直视我的年轻小伙儿，他的缺陷和情感渴求令其于人无害。他是个可悲的家伙，一个讨厌鬼，但毕竟不是威胁。就像克拉莉莎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中的角色。经过如此热切的相遇后，我却能够把它从我的思想中清除出去，这或许有些反常，但在当时，这似乎既合理又必要——早上我已经耽搁太多时间了。出租车开了还不到一英里，我的思绪已经飘向了当天要做的工作上。前天，我在希思罗机场等候克拉莉莎时，这篇文章就已经在我的脑中初具雏形。
我特地预留出这一天，用来撰写一篇关于微笑的长文。有一份美国科学期刊杂志将用一整期的篇幅刊登文章，主题被编辑称为一场“心智革命”。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们正在重塑社会科学。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这一大战后的共识正在不断分崩离析，人的本性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刚降生到这个世界时，既不是白纸一张，也不是什么万能学习机，更不是我们所处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想要认清自己，就必须知道自身的由来。我们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一样进化，许多先天的不足和能力伴随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而它们全由基因决定。我们的许多特点，我们的脚形，我们眼睛的颜色，都是固定好的；而在其他方面，例如我们的社会行动、性行为以及语言习得，都需要我们在生活中让它们自然发展。不过，这一进程并非具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我们都有一种本性。
人类生物学家的言论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我们通过面部表情流露内心情感的方式，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基本相同，而婴儿的笑容是特别容易单独区分和加以研究的社会信号。它同时出现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桑人婴孩和曼哈顿上西区的美国幼童的脸上，并且具有相同的作用。爱德华·O·威尔逊曾绝妙地说道，它“促成了对父母之爱和亲密感情的更丰富的分享”。然后他接着说，“在动物学术语中，它是一种社会行为释放器，是与生俱来、相对恒定的信号，作为媒介引导着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几年前，科学类图书的编辑们满脑子里只有混沌的宇宙。现如今，为了挖掘关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心理学和遗传学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他们绞尽脑汁，恨不得把桌子捶烂。我不是在抱怨。这些工作确实干得不错，但克拉莉莎对整个项目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理性主义已经走向疯狂的绝境。“这简直就是新基要主义，”有天晚上她这么说。“二十年前，你和你的朋友们全都是社会学家，将所有人的倒霉运都怪罪在环境上。而现在你们却要我们相信，自己受制于基因本身，每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当我把威尔逊的话读给她听时，她心烦意乱。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得赤裸裸的，她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更重要的意义被人遗忘了。对于婴儿的笑容，动物学家提供的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它的真谛是在父母的眼里和心中反映出来的，只有在那份流露出来的爱意中，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它才会显得有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深夜餐桌讨论会。我告诉她，在我看来，她最近花在济慈身上的工夫太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个天才，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蒙昧主义者，认为科学将世界中的奇妙之处剥蚀殆尽，而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珍视婴儿的笑容，那么为什么不去仔细思忖它的源头，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笑？我们是不是该说，所有的婴孩都被某个神秘的笑话逗乐了？或者，上帝亲临人间逗他们发笑呢？或者，最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他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如何微笑？可是，聋盲婴儿也会微笑呀。因此，人类的笑容一定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出于物种进化的考虑，具有某种合理的存在因素。克拉莉莎却说，我没听懂她的意思，对局部细节进行分析没错，但这样做却容易失去对整体的把握。我同意她的观点，综合分析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克拉莉莎又说，我还是没听明白，她是在谈论爱。我说我也在讲爱，还告诉她，尚在襁褓中咿呀学语的婴孩更多是为了自己而汲取这份爱意。她说，不，你还是不明白。于是我们就此停止了讨论。毫无敌意哇。我们曾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作这样的交谈。这次，我们真正谈论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现状：我们身边没有孩子。
我在迪龙斯书店取到了书，花二十分钟浏览了一遍。我很想立即开始写作，便乘坐出租车回家。当我付好钱、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见帕里正在公寓大楼的入口旁等着我。我在指望什么啊？难道就因为我的思绪放在别处，他就会从我的眼前消失吗？当我走近他时，他看上去有点面带愧色，但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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