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章 』
枪击事件发生十天后，我驱车前往沃灵顿赴约，与约瑟夫·莱西见面。翌日，我一整个上午都在书房里打电话作安排。到了下午，我走进当地一家意大利食品店，采购野餐所需的原料。买的东西和以前差不多——一大块马苏里拉干酪，拖鞋面包，橄榄，番茄，凤尾鱼，还有专门给孩子们买的一块普通的玛格丽特披萨饼。第三天早上，我将食物塞进一只帆布背包里，还装上了两瓶勤地酒、矿泉水和一捆六听可乐。天气多云而凉爽，但在西面有一条细细的蓝带延伸至天际，天气预报振振有辞，说将有一股热浪袭来，并停留超过一周的时间。我驾车前往卡姆登区，去接克拉莉莎。当我在前一天把莱西讲的故事告诉她之后，她便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牛津。她争辩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走了这么远，不管它给我们造成过多大影响，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她都要和我一起在场。
刚才她肯定一直在屋内往外张望我的车，因为我刚把车停住，她就出现在了她哥哥公寓外的台阶顶上。我从车里下来，看着她朝我走近，思量着我们会如何打招呼。自从那天晚上，在我拒绝帮她把装有衣物和书籍的提箱搬下楼、扛上出租车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在逐渐明亮的天光里，我斜倚在打开的车门上，突然感到一阵心痛——半是凄凉，半是恐慌——变化发生得真快啊，我这位熟悉的伴侣正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独立的人。她穿的印花裙是新的，那双绿色的平底鞋也是新的，甚至就连她的皮肤看上去也和原来不一样了，更加苍白，更为光洁。我们说了声“嗨”，然后胡乱握了下手——总比虚伪地在脸颊上轻吻一下要强。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并没有让我安心，反而使新的变化显得更加强烈，更让人心痛。
或许她也有着类似的感觉，因为当我发动汽车时，她极其高兴地对我说：“我喜欢你的这件新夹克。”
我向她致谢，也夸了她的裙子几句。先前我曾担心我们该怎样一起度过这段旅程。我不想再与她发生冲突，但也不能就这样忽视我们之间的分歧。不过，事实上这分开的一个星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中性的话题。首先是我和约瑟夫·莱西在他家花园中的会面，然后是我为今天所做的安排——说完这些话题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西郊外围。接着我们谈到了工作。在寻找济慈生前最后几封信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线索。她联系上了一位日本学者，这位学者声称，他曾于十二年前在大英图书馆读过几封未出版的信件，作者是济慈朋友塞文的一位远房亲戚，里面提到有一封济慈写给芳妮却从未打算寄出的信，那是一声“永恒爱意的呼喊，未受绝望的影响”。克拉莉莎倾注了所有的空余时间来追查这条与塞文有关的线索，却一无所获。图书馆搬迁到国王十字车站附近之后，搜寻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她正考虑飞往东京，查阅那位学者的笔记。
至于我嘛，我曾前往伯明翰试驾一辆电力汽车，以便为一家周日报社撰稿。我还计划飞往迈阿密，去参加一场关于火星探测的会议。当我带着一丝滑稽的夸张描述电力汽车的原型机没法开动令公关人员有多么惶恐时，克拉莉莎却并没有笑。或许她正在回味这带有离心意味的地理因素——梅达谷和卡姆登区，迈阿密和东京——这道旋流正要将我们的生活分开。当我们从奇特恩斯下行开进牛津谷时，车内出现了一阵沉默，于是我便聊起了殖民火星的计划。据称，我们或许可以先在火星上培植一些简单的生命形式，比如说地衣，然后再种一些耐寒植物，这样经过数千年之后，就可以在地表形成一个以氧为基础的大气层，气温会上升，火星迟早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星球。透过挡风玻璃，克拉莉莎凝视着在我们脚下延伸的道路，还有左右两边那正变得愈发茂密的原野，以及沿着树篱边缘生长的峨参：“那有什么意义？这里就很美，可我们还是不快乐。”
我生怕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谈起更多私事，便没有问她“我们”到底指谁。我们之间的那场争吵漫长而可怕，虽然我并未像她在信中提到的那样大喊大叫，我也的确抬高了嗓门——当时我们俩都这样——并且在客厅里像做梦一样激动地踱来踱去。这是帕里留给我们的遗产，就连地毯上的血迹也是——我们恣意地指责彼此，如尸检般地相互剖析，直到凌晨三点才既疲倦又痛苦地各自上床睡觉。克拉莉莎的信只能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要是在十五年前，我或许还会去认真看待那封信，猜想在信中是否包含着一种智慧，其微妙之处是顽愚不化的我所无法领会到的。
我可能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我理应感觉受到指责。然而，这么多年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变得坚硬，令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她的信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不合情理。我讨厌她在信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受伤口气，那一令人反感的情绪化逻辑，还有那种隐藏在高度选择性记忆背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态度。一个疯子雇了杀手要在餐厅里宰掉我，和这件事相比，“分享”情感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我受迫、执迷和性冷淡？换了谁不会这样？现在有个变态要把他那有病的意识强加在我的身上，我又没要求变成孤家寡人。谁都不肯听我的话。是她和警察一起把我逼得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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