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跟托尼·坎宁的私情持续了几个月。起初我同时也跟杰瑞米约会，可是到了六月末结业考试之后，他搬到爱丁堡，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从此我便不用再那样担惊受怕，不过，直到他离开，关于他为什么无法满足的问题，我还是没能揭开谜底，这事儿仍然让我烦心。他从来没抱怨过，似乎也没替自己伤心过。几周之后，他写了一封温柔的、满含歉意的信，说他某天晚上在厄舍音乐厅听布鲁赫的协奏曲，爱上了一位小提琴手，那是一个来自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年轻人，其演奏格调精致，慢板尤佳。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没错。但凡我的思维更老派一点，我就会猜到了，过去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男人只要在床笫之欢上碰到问题，就只有一种原因。
多么省事啊。谜底就此揭开，我可以不再顾忌杰瑞米是不是幸福。他很体贴地考虑我的感受，甚至提出要回来一趟，跟我当面解释清楚。我回信祝福他，故意夸张地表示只要对他有好处我就高兴，这种口气让我觉得自己很成熟。这样的私情合法化也只有五年历史，对我来说还是个新事物。我告诉他，没必要大老远地来剑桥一趟，我会让最美好的回忆永驻心头，他是最可爱的男人，我期待有朝一日能见到曼弗雷德，保持联系吧，再会！我真想感谢他将托尼介绍给我，可我觉得没必要让人心生疑窦。我也没跟托尼提起他以前的学生。人人都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事情，这样才能幸福。
我们确实挺幸福。我们每个周末都在离萨福克郡伯里圣埃德蒙兹镇不远的一座与世隔绝的乡间小别墅里幽会。你先得从一条安静狭窄的小巷拐到一条昏暗的小路，沿着它穿过一片田野，然后你在一片古老的、截去树梢的林子边上停下脚步，一扇小小的白色尖桩篱栅门就藏在一丛彼此缠绕的山楂林里。一条石板路蜿蜒曲折地穿过枝蔓丛生的乡间花园（羽扇豆，蜀葵，硕大的罂粟），路之尽头是一扇重重的、缀满铆钉或元钉的橡木门。你一打开门就是餐厅，那里到处都是巨大的石板和满是蛀孔、半埋在灰泥中的横梁。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地中海风景画，白屋粉墙，一根绳子上晾着被单。这幅水彩是温斯顿·邱吉尔一九四三年在马拉喀什会议间歇画的。我一直没弄明白这幅画是怎么会被托尼收藏的。
弗里达·坎宁是位艺术品经纪人，常常出国，却不喜欢到这里来。她抱怨这里潮湿，散发着一股子霉味，还数落有了第二个家就多出成堆的麻烦事儿。碰巧，此地只要暖和起来，那股气味就会消失，于是所有这些任务都落到了她丈夫身上。干这些活儿需要点特殊的知识和技巧：如何点燃那台笨重的雷伯恩牌火炉，如何奋力打开厨房的窗，如何让浴室里的管道畅通好用，如何将那些被捕鼠器夹断了脊梁骨的老鼠处理干净。我甚至连做饭都不用怎么操心。尽管托尼将茶点弄得乱七八糟，可他在厨房里倒是颇为自得。有时候我会替他打打下手，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做的是意大利菜，那是当初他在锡耶纳担任四年讲师时学来的。他的背有点毛病，所以每次约会开始，我就得从他那辆泊在田野里的MGA老爷车上把几麻袋吃的喝的卸下来，吃力地扛着穿过花园。
以英国人的标准衡量，那真是个惬意的夏天，托尼把生活节奏安排得庄严持重。我们经常在古老的栒子树的浓荫下吃午餐。通常，从午后小睡中醒来，他会先去洗个澡，接着，如果天只是比较暖和，他就会在两棵白桦树之间悬一张吊床，躺在上面看看书。如果天确实太热，他有时候会出点鼻血，所以只能仰面躺在屋里，脸上压一块法兰绒布和若干冰块。有几个傍晚，我们到林子里野餐，用一块挺括的茶巾包起一瓶白葡萄酒，在一只雪松木盒子里装酒杯，外加一只装满咖啡的扁壶。这番排场堪称“草地上的高脚贵宾桌”。茶碟茶杯，织花台布，瓷盘银器，一应俱全，还有一张铝骨帆布折叠椅——我毫无怨言地将这些东西运来运去。那年夏末，我们并没有沿着那条小路走到远处，因为托尼说步行时腿脚会痛，而且他动不动就累。入夜，他喜欢在一台老式留声机上放歌剧唱片，尽管他迫不及待地跟我解释《阿依达》、《女人心》和《爱的灵药》里的人物和种种吊诡的情节，可我对那些尖锐纤弱、充满渴望的嗓音几乎无动于衷。那老旧而奇特的嘶嘶声，还有早就被磨钝的唱针随着弯曲变形的唱片表面起起伏伏，发出噼噼啪啪如爆裂般的声响，听起来仿如飘入太空般失真，透过唱片，那些死去的幽魂在绝望地向我们呼喊。
他喜欢跟我讲他的童年。他父亲在一战中当过海军指挥，其帆船驾驶水准达到专业级别。二〇年代末，他们家常常会去波罗的海度假，在那些小岛间穿梭游玩，他父母就是在那里邂逅的，他们还在库姆灵厄的一座偏僻岛屿上买了一幢石块垒的小别墅。在怀旧情愫的不断打磨下，那里渐渐成了他童年回忆中的天堂胜地。在那里，托尼和哥哥或四处游荡，或在海滩上点起篝火野营，或划船到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上掏鸟蛋。他还拿出以前那种方镜箱照相机拍的快照，证明这样的梦境曾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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