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73年临近冬季，我收到一封母亲转来的信，是我的老朋友杰瑞米·莫特写的。他还在爱丁堡，仍然在开开心心地忙着博士学业和他的新生活——那些半地下的风流韵事。按照他的说法，每一次恋情告终都没有什么麻烦，也不会追悔莫及。我读到这封信是在某天早上，当时我正在上班路上，遇上难得一见的情况，居然成功地从拥挤的、臭气熏天的车厢里一路突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个要紧的段落出现第二页写到一半的时候。在杰瑞米看来，那最多也就是条比较重大的八卦消息而已。
你记得我的导师托尼·坎宁吧。我们有一回去他房间里喝过茶。去年九月他跟太太弗里达分手了。他们的婚姻超过三十年。没什么明确理由。学院里有传闻说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别墅里幽会。据说他也把她给甩了。上个月有个朋友写信过来。他是听院长亲口说的。这些事儿在学院里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想到告诉我罢了。坎宁病了。为什么不说呢？他的病很严重，已经没法治了。十月份他辞去了学校里的职位，跑到波罗的海的一个岛上，租了一所小房子。照顾他的是一个当地的女人，她的职分也许比管家还多了那么一点。弥留之际他给转到了另一座岛上的一家小医院里。他儿子去看了他，弗里达也去了。我估计你没在二月份的《泰晤士报》上看到讣告。我相信如果你看到，一定会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知道他在战争将近尾声时加入过特别行动处。他几乎得算是个英雄，曾在夜晚乘降落伞潜入保加利亚，在一次伏击中胸口受过重伤。后来，四十年代末期他在军情五处干过四年。我们父辈的时代——他们的人生要比我们的有意义多了，你觉得呢？托尼对我很好。我真希望能有人早告诉我。至少我能给他写信。你为什么不来让我高兴高兴呢？厨房边上有个甜美小巧的空房间。不过我想我上回就告诉过你啦。
他为什么不说呢？癌。在七十年代初，只要有人说到这个词儿，那就是行将就木的意思了。癌是一个耻辱，是病人的耻辱，它是一场败局，一道污迹，一个肮脏的瑕疵——与其说那是肉体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当时我觉得，理所当然地，托尼需要悄悄走开，没有一句解释，带着他那可怕的秘密跑到冰冷的海边过冬。那里有他童年的沙丘，刺骨的寒风，没有一棵树木的内陆沼泽，而托尼穿着他那件风雨衣弓着背走在空旷的海边，怀揣着他的耻辱、他那可恶的秘密以及对“再打个盹”越来越强烈的渴望。睡意如潮水般袭来。他当然需要一个人待着。我相信我当时对此没有一点疑问。让我挥之不去、思之骇然的是他的全盘规划。先是叫我把衬衫扔进洗衣筐，再假装忘了这件事，好让我觉得他面目可憎，这样我就不会再追随他，不会把他临终的那几个月搞成一团乱麻。真的有必要如此精心筹划吗？有必要如此残忍吗？
上班路上，我想起当初经过一番推理，我还认定自己的情感比他更高尚，不由涌起一阵羞愧。甚至在羞愧还没完全涌上来之前，我就哭了。地铁上的人流中，离我最近的乘客礼貌地将视线移开。他一定知道，当我听说事情的真相时，会将过去的多少恩怨一一改写。他相信我会原谅他，想到这里他一定心生宽慰。看起来真是悲惨。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封遗书，解释几句，回忆我们之间的种种，说声再见，打个招呼，给我某种能与之相伴余生、能替代我们之间最后一幕的东西？此后好几个星期，我都在折磨自己，怀疑这封信给“管家”或者弗里达扣下了。
托尼自我放逐，在孤寂的海滩上步履蹒跚，曾与他共度无忧岁月的弟弟不在他身边——特伦斯·坎宁在诺曼底登陆中捐躯——他的学院，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也不在他身边。最重要的是，我不在他身边。托尼本来可以让弗里达来照顾他的，他本来可以待在那栋小别墅里，或者待在家里的卧室中，让书本环伺左右，让朋友和儿子时时来看望他。就连我也可以想法子跑去看他，装作是他以前的学生。鲜花，香槟，家庭与老友，旧照片——人们辞别人世之际，至少，当他们没有在呼吸衰竭中挣扎、在疼痛中扭曲、在惊恐中僵硬时，不都是这样安排的吗？
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过往的几十个细节在我脑海一一重演。那些曾让我如此不耐烦的午睡，那张在早晨让我不忍直视的苍白的脸。当时我以为，五十四岁的情形本应如此。尤其是那场对话，总是历历在目——卧室里，洗衣筐边，前后不过数秒，当时他正在跟我讲伊迪·阿明和那些被他驱逐的乌干达亚裔。当时这条新闻轰动一时。邪恶的独裁者把他的国民赶出国门，他们持有英国护照，爱德华·希思政府并不理会小报上的怒火中烧，而是以优雅得体的态度，坚持说这些人必须获准在此定居。托尼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话说到一半，连气都没有换一口就飞快地插了句，“就扔在那里，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好了。反正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就是这样，随口交代一句家务而已，然后他又接着刚才的思绪往下说。那时他的身体已日渐衰弱，而他的计划却悄然成形，这难道不是天赋异禀吗？精心谱写那个要紧的时刻，机会一来，便让计划插翅腾飞。或者在事后再补上几笔，使之愈臻完满。也许，与其说这是花招，不如说这是他当年在特别行动处养成的习惯。行业花招。作为一种手段，一场骗局，它真是给筹划得机智过人。他甩掉我，而我因为受到莫大的伤害，不愿去追根究底。在小别墅的那些时光，我并没觉得我是真的爱他，然而，当我骤闻他的死讯，我立即让自己相信，我爱他。这个花招，他的骗术，要比任何已婚男人的外遇都要狡猾。甚至，为了这一点我还崇拜他，可我不太能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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