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次日晚上我跟雪莉约在伊斯林顿的“希望与起锚”酒吧里听“酿蜜”乐队唱歌。我迟到了半小时。她一个人坐在酒吧抽烟，俯身看着笔记本，装着一品脱啤酒的玻璃杯搁在几英寸开外。外面挺暖和，但一直在下大雨，所以此地充斥着一股子湿牛仔裤和湿头发的难闻气味。扬声器上的小灯在角落里熠熠闪光，一位巡回乐队管理员正在那里孤零零地调试着设备。酒吧里的人数，即便把乐队和他们的同伴都算上，或许也不会超过两打。在那个年头，至少在我的圈子里，即便女人之间见面也不会互相拥抱。我溜到雪莉身边的吧凳上坐下，叫了饮料。两个女孩子跟男人一样，把酒吧看成自己的地盘，跑到那里去喝酒，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希望与起锚”，还有伦敦的其他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倒是没人在乎这些。变革已经来临，你完全可以悄悄地逃脱责罚。尽管我们装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但这终究是标新立异之举。若是搁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其他地界，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妓女，要不就是像对待妓女那样对待我们。
上班时我们一起吃午饭，但我们之间总存着一丝芥蒂，这是那回短暂交锋以后留下的一点抹不掉的痕迹。既然她的政治观念如此幼稚，或者说如此愚蠢，那她又算得上什么朋友呢？然而，有时候我又相信，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工作中稍经耳濡目染，她的政治观自然就会成熟起来的。有时候，面对一个困难，最好的办法便是保持沉默。那种一时心血来潮，非得追求“真理”、迎难而上的行为，在我看来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摧毁了很多友情和婚姻。
在我们约会前不久，雪莉曾有一天半离开她的办公桌，不见踪影。她没生病。有人看见她进了电梯，还看见她按了哪层的键。传闻她给叫到了六楼，那个云山雾罩的楼层是我们的头儿商议秘事的地方。传闻还暗示，既然她比我们其他人都聪明，所以她上楼是去接受某种非同寻常的升职。在“新手训练营”里，这条消息惹来了几句温和而势利的刻薄话，类似于“哦，我要是也生在工人阶级就好啦”。我扪心自问。如果被我最好的朋友抛到身后，我会嫉妒吗？我想我会。
她回来以后，对别人的问题充耳不闻，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甚至连个谎都没编，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一定是高升的信号。我没那么确信。她胖胖的脸蛋有时候会让她的表情很难猜，她的皮下脂肪成了一副面具，她就躲在这面具后面过日子。这个特点倒是能帮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只要女人的外勤任务能比清扫屋子更高级点。不过，我想我对她已经很了解。她的举止神态里没有一丁点凯旋的迹象。我是不是稍稍松了口气？我想是这样。
从那以后，这还是我们俩头一回在大楼之外的地方碰面。我打定主意不问她六楼的事儿。如果问就显得太没面子了。何况，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任务，我也升了职，尽管发出这些指令的地方要比她低两层楼。她改喝金酒加橙汁，我也下了一样的单。在头十五分钟里，我们压低嗓门扯了几条办公室八卦。既然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新来的姑娘，我们便觉得可以由着性子无视几条戒律了。新闻还真不少。我们有个新来的姑娘丽莎——牛津高中，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既聪颖又迷人——刚刚宣布与一位名叫安德鲁的文官——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国王学院，男子气与书卷气并重——订婚。近九个月里，这样的联姻已经是第四桩了。哪怕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伙儿也不会比现在看到这些“双边洽谈”更兴奋了。有些人津津有味地猜测，谁会是下一个。用某个能言善辩的列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谁搞谁”。早先，有人看到我在伯克利广场上跟马克斯坐在一条长椅上。那会儿当我听到我们的名字经过严格筛选被人提出时，我的胃都禁不住痉挛起来，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提这档子事了，因为那些进展更为确凿的消息层出不穷。我跟雪莉聊了会儿丽莎的事儿，都觉得现在说她到底几时成婚还为时尚早，于是转而讲到温迪，跟她好的那位也许头衔高了点——她的奥利弗是部门领导的助理。不过，我觉得我们俩这么聊，多少有点不咸不淡、按部就班。我能感觉到雪莉在装，她举杯的次数太频繁了，就好像在努力鼓起勇气似的。
果然。她又叫了一杯金酒，喝上一大口，犹豫片刻，说道，“我要跟你说件事。不过，你先得为我做件事。”
“好。”
“微笑，就像你刚才那样。”
“什么？”
“就按我说的做。我们正给人监视着呢。笑一笑。我们聊得正开心呢。好吗？”
我咧开嘴。
“你能做得更好。别那么僵。”
我又努力了一下，点点头耸耸肩，好让自己看起来活泼好动。
雪莉说，“我给解雇了。”
“不可能！”
“自今日起。”
“雪莉！”
“保持微笑。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行，可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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