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午后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我那节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当火车把南部丘陵甩在身后，飞速穿过苏塞克斯旷野时，我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地走，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激动。我坐了几分钟，然后又站起身。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我应该等到他上完课，逼着他跟我一起共进午餐，把这件事说深说透，让他点头同意。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走的时候没有带走他的家庭地址。连这个也没有。我们之间也许发生了点什么，也许没有，不过那只是碰了一下而已——简直什么都算不上。我应该留下来，让这层关系再发展发展，走的时候手里多少再掌握一点东西，一座通往我们下次约会的桥梁。比如在那张想替我说话的嘴上印上深深一吻。衬衫纽扣之间的那截皮肤，肚脐边缘的一个凹涡里的那根灰白的毛，还有那轻盈纤瘦的像孩子一样的身体，都让我心烦意乱。我拿起他的短篇接着读下去，可是很快就走神了。我想可以在海沃兹希斯下车，杀个回马枪。如果他没有抚摩我的手指，我还会这么烦恼吗？我想我也会。那么，他大拇指的动作会不会纯粹是个意外？不可能。他就是那个意思，很明显。留下来。可是，当火车停下时，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看看过去吧，我想，当我向马克斯奔去时，发生了什么。
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在伦敦北部的塔福耐尔公园附近的一家大型综合性中学里教法语。他的太太叫莫妮卡，膝下有两个孩子，女孩七岁，男孩四岁，住在芬斯伯里公园附近的一栋租来的联排屋里。塞巴斯蒂安的工作繁重，毫无意义，收入菲薄，学生既没教养又不服管。有时候他会耗上一整天维持课堂纪律，宣布那些他自己都不相信会管用的惩罚措施。让他吃惊的是，这些孩子对基础法语技能是那么冷淡。他想让自己喜欢他们，可是他们是那么无知，那么喜欢挑衅，还有，但凡是他们里面有谁胆敢对读书流露出一点兴趣，他们就会对他极尽嘲弄、尽情欺侮，这些实在让他反感透顶。他们几乎人人都巴不得早一点离开学校，然后找一份根本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工作，要不就马上怀孕，或者靠一点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他想帮助他们。有时候他可怜他们，有时候他又得竭力压制自己对他们的鄙视。
他三十刚出头，精瘦而结实，精力很旺盛。在曼彻斯特读大学时，塞巴斯蒂安曾是个狂热的登山爱好者，领着一拨人远征挪威、智利和奥地利。不过如今他再也不会出远门攀高峰啦，因为他的日子过得太紧，钱也好时间也好，从来都不够，再说他的精神也萎靡不振。他塞在帆布袋里的登山装备搁在楼梯下面的壁橱里，正好搁在胡佛吸尘器、拖把和水桶后面。钱始终是个问题。莫妮卡接受过师范培训，本来应该当小学教师。可如今她只能待在家里照看孩子和房子。她干得不错，堪称慈母，两个孩子都招人喜欢，可是，那仿佛与塞巴斯蒂安的情绪互为镜像的焦虑感与挫败感不时发作，让她备受折磨。鉴于他们只是在一条邋遢的街上租了一栋那么小的房子，那房租委实高得离谱，至于他们九年的婚姻，本来就够平淡的了，再加上他们俩整天忧心忡忡，工作艰辛繁重，便愈显无聊，偶尔吵上两架——通常是为了钱——那更是雪上加霜。十二月的某天——三天以后这学期就要结束，昏暗的向晚时分，他走在街上，遭人抢劫。那天莫妮卡让他趁着午餐时间到银行跑一趟，从联名存款账户里取七十英镑出来，供她在圣诞节买点礼物请个客什么的。这笔钱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当时他刚拐上他们住的那条既狭窄又昏暗的街，离自家大门只有一百码，突然听到背后响起脚步声，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他转过身，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自西印度群岛，手里攥着一把硕大的刃上带着锯齿的切肉刀。有几秒钟光景，两人站得很近，相距不到三英尺，默默地互相对视。让塞巴斯蒂安心乱如麻的是，这男孩情绪激动，手里握着刀不停打颤，满脸惊恐。局面随时会失控。男孩用发抖的声音问他要钱包。塞巴斯蒂安缓缓举起手伸向外套的内袋。他要送出去的，是自家孩子的圣诞节。他知道自己比那男孩更强壮，他在琢磨，掏出钱包时可以趁势出击，冲着他的鼻子狠狠打上一拳，再将他的刀夺走。
然而，除了那孩子的激动情绪之外，还有别的因素让塞巴斯蒂安迟疑不决。在教师办公室里，通常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共识：犯罪，尤其是入室或者拦路抢劫，都是由社会不公引起的。抢劫犯都很穷，他们平生得不到公正的机会，简直不该指责他们拿走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塞巴斯蒂安本人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多想。事实上，那甚至都不能算是什么观点，这只是弥漫在教养良好的人士周围的一种宽容的氛围。那些谴责犯罪的人同样也会谴责在街头涂鸦、乱扔垃圾，他们对于移民、工会、税收、战争和绞刑，往往持有一整套教人反感的理论。因此，出于自尊，一旦遭人抢劫，切莫耿耿于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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