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十月底迎来一年一度回拨时钟的仪式，黑夜的罩子愈发向我们的傍晚逼近，整个国家的情绪愈发低落。十一月始于又一个寒意凛冽的日子，此后大半时光都在下雨。人人都在谈论“那场危机”。官方在印刷汽油配给券。战后这样的东西还是第一次出现。人们普遍觉得我们正在朝着某种糟糕的、难以预计却又无法避免的方向前进。有人怀疑“社会结构”即将崩解，可是谁也不清楚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我倒是既开心又忙碌，我毕竟有了一个情人，而且我在竭力摆脱关于托尼的思虑。我对他的愤怒已经让位于——或者至少是掺杂了——内疚，当初我不该那样严酷地谴责他。不该忘记远方的田园诗，不该忘记我们那些在萨福克郡度过的、宛若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夏天。现在我的身边有了汤姆，我觉得我有了保护伞，可以带着怀旧而非悲剧心态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托尼也许背叛了他的国家，可我的人生是他开启的。
我又恢复了读报的习惯。我喜欢看言论版，业内人士管那些叫“投诉抱怨”，依我看，这不过是一堆“为什么啊为什么”。比如，为什么啊为什么，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要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发动的屠杀欢呼雀跃，要把“愤怒旅”和“红军团”浪漫化？我们的帝国和我们在二战中的胜利总是萦绕在我们心头，对我们横加指责，可是，究竟为什么啊为什么，守着前人伟大的废墟，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如此死水一潭？犯罪率飙升，礼崩乐坏，街道肮脏不堪，我们的经济和伦理都垮了，我们的生活水准比共产主义东德还不如，我们互相疏离、争端频发、彼此漠不关心。那些煽动叛乱、制造麻烦的家伙在摧毁我们的民主传统，流行电视节目傻得离谱，彩色电视机带来太多的问题，大家众口一词：没有希望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属于我们的历史时刻已经过去。为什么啊为什么？
我也追看每天见报的惨淡新闻。月中，石油进口直线下降，煤炭委员会许诺给矿工加薪百分之十六点五，然而，后者抓住石油输出国组织制裁的机会，咬定百分之三十五不松口，而且开始拒绝加班。孩子们给送回了家，因为学校里不供应暖气，为了节约能源路灯也没法开，人们在谣传，因为电力不足，以后每周人人都只能上三天班。政府第五次宣告进入紧急状态。有人说应该付钱给矿工，有人说不能让流氓行径和敲诈勒索得逞。这些我都看，我发觉我对经济有点兴趣。我知道那些人物，而且我对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可我并不怎么关心。“黑桃”和“氦气”让我着迷，我想努力忘记“伏特”，而我的心属于“甜牙”——这一份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意味着每个周末我都要到布莱顿出趟公差，汤姆在那里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栋白房子顶上。克里夫顿街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挂着糖霜的圣诞节蛋糕，空气清新，环境私密，屋里有张摩登的松木床，床垫结结实实，不会发出声响。没过几个礼拜，我就把这里当成家了。
卧室只比床大了一丁点儿。在这点空间里，衣橱门最多只能开九英寸左右。你得钻进去摸索一通，才能找到自己的衣服。有时候，大清早我会在隔壁汤姆打字的声音中醒来。他工作的房间原本是用来做厨房和起居室用的，感觉更宽敞一些。顶上没有天花板，直接露出屋椽，可见汤姆的房东真是个野心勃勃的建筑师。打字键轻重不均的敲击声，银鸥的鸣叫——这些声响将我唤醒，但我闭着眼睛不愿睁开，我的生活状态焕然一新，我要尽情咀嚼个中滋味。当初待在卡姆登的时候我是多么孤单啊，尤其是在雪莉离开以后。多么惬意啊，经过一周辛勤劳作，我能在周五七点抵达，在街灯下步行不到一百码上山，闻着海风的气味，觉得布莱顿就像尼斯或者那不勒斯一样离伦敦好远好远，我知道，汤姆会在迷你冰箱里藏好一瓶白葡萄酒，在厨桌上摆好酒杯。我们的周末过得很简单。我们做爱，我们读书，我们在海边散步，有时候也在南丘上走走，我们会到餐馆吃饭——通常在巷道商业区里。汤姆还会写作。
一张给推到角落里的绿色台面呢牌桌上搁着一台奥利维蒂便携式打字机，他就在那里工作。他会在半夜或者黎明起床，一直干到九点左右，然后回到床上跟我做爱，一口气睡到中午，此时我就出门到集市附近喝杯咖啡，吃块羊角面包。当时羊角面包在英国还是个新鲜事物，所以我在布莱顿的住处就显得愈发具有异国情调。我一版一版地看报，只有体育版除外，然后买点吃的，煎成一锅，权充早午餐。
基金会给汤姆的资助已经到位——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有钱在惠乐士餐厅吃饭，往冰箱里塞夏布利白葡萄酒？在那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既要完成教学工作的收尾阶段，又在忙着写两个短篇。他刚见过伦敦的一位诗人兼编辑伊恩·汉密尔顿，此人正在创办一份文学杂志——《新评论》，希望汤姆能在前几期里登一个长篇。他读过汤姆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在索霍区一边喝酒一边说他写得“相当好”，或者“不坏”——显然，在这个圈里，这是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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