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为了充当节电表率，莱肯菲尔德宅邸里的温度给调低到华氏六十度，比其他政府部门还要低两度。我们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工作，有些家境优渥的姑娘刚度完滑雪假，头上还戴着绒球羊毛帽。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毛毡，垫在脚底下，抵挡从地板渗上来的寒意。双手保暖的最佳方式是不停打字。如今既然火车司机们为了支持矿工拒绝加班，那么估计发电厂的煤只够用到一月底，到那时国库也该空了。伊迪·阿明在乌干达组织了一场募捐，要给穷困潦倒的前殖民地主子送一卡车蔬菜，但愿皇家空军乐意来接收。
从父母家里回到卡姆登时，有一封汤姆的信在等着我。他打算从他父亲那里借辆车载着劳拉回布里斯托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跟家里人说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围着圣诞火鸡，一家子互相嚷嚷。可是收容客栈照例只能接待劳拉与其他成年人，他们无法替她照管孩子。
他打算到伦敦来，这样我们就能在新年团聚。可是三十号他又从布里斯托尔发来电报。他还没法离开劳拉。他走不开，得想法把她安顿好。我只好跟另三位房客一起参加莫宁顿新月街的一场派对来迎接一九七四年。在那套拥挤邋遢的公寓房里，只有我不是律师。我在那种临时搭的桌边，将微微发热的白葡萄酒倒进一只用过的纸杯里，此时有人在我屁股上拧了一把，下手可重了。我飞快地转过身发了一通火，没准还发错了对象。我早早告退，回到家，一点钟上床，仰面躺在冰冷的黑暗中好不自怜。睡着之前，我想起汤姆跟我说过，劳拉那家收容客栈里的工作人员是多么能干。既然如此，那他还说需要在布里斯托尔待上整整两天，这是多么奇怪啊。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于是我沉沉睡去，就连我那几位律师朋友四点醉醺醺地回来，也没把我吵醒。
辞旧迎新，每周三天工作制随之开始，可是我们被官方定义为重要服务部门，必须上满五天班。一月二日，我给叫到三楼哈利·塔普的办公室开会。事先并没有预告，也没指明会议主题。我在十点到达，本杰明·特雷斯考特站在门口，对着一份名单逐一打勾。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有二十多个人，有两个来自我们那组新人，所有与会者资历都太浅了，没人敢在塔普办公桌边围上的那圈塑料椅子上就坐。彼得·纳丁进来，将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又出去了。哈利·塔普站起身，也跟着他出去。所以我猜想这个会应该与“甜牙”有关。人人都在抽烟，低语，等待。我挤进档案柜和保险柜之间十八英寸的空隙里。没人跟我说话，以前这种情形会让我心烦，现在不会了。我冲着对面的希拉里和布兰达微笑。她们耸耸肩，眼珠一转，向我示意她们觉得这真是条妙计。她们显然有自己的“甜牙”作家，那些抵挡不住基金会金钱攻势的学者或者御用文人。不过，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像T·H·黑利那样光芒四射。
十分钟之后，塑料椅子上终于座无虚席。马克斯进来，在中间一排就坐。我坐在他后面，这样他就不会马上看见我了。接着，他转过身，环视整个房间，他在找我，我确信。我们的视线瞬间交织，他随即转过头去，继续往前看，同时掏出一支钢笔。我的视角不太有利，可我想他的手确实在颤抖。我认出有几个人是从六楼下来的。可是处长不在——甜牙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接着，塔普和纳丁回来了，身边还有一个身材矮小、肌肉健硕、戴着一副仿角质框眼镜的人，头发灰白，理成极短的平头，身穿剪裁合体的蓝色正装，丝绸领带上缀着深蓝色圆点花纹。塔普走到他的桌边，另两位耐心地站在我们面前，等着整个房间安静下来。
纳丁说，“皮埃尔在伦敦工作，他友好地接受邀请，来说说如何在他的工作跟你们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
这番介绍如此语焉不详，再加上皮埃尔的口音，我们猜测他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当然不是法国人。他的嗓子是起伏不定的男高音，说起话来有种教人愉悦的小心翼翼的感觉。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凡有人不赞同他说的话，他就会根据事实调整自己的观点。我渐渐意识到，在这种严肃而睿智的、近乎略含歉意的态度背后，其实隐藏着无尽的自信。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身高贵的美国人，后来我了解到他来自佛蒙特州一个颇有根基的家庭，写过一本与斯巴达统治有关的书，另一本写的则是阿格西劳斯二世以及波斯的提萨费尼斯被斩首的历史。
我挺喜欢皮埃尔。一开场，他就说想要告诉我们“冷战中最柔软、最甜美的部分，也是唯一真正算得上有趣的部分——理念之战”。他想给我们讲三个画面。第一个，他要我们想象战前的曼哈顿，并且引用了一首著名的奥登诗歌的开头几行，托尼曾把这首诗念给我听过，而且我知道汤姆也很喜欢它。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这首诗很出名，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听到一个美国人面对我们引用一个英国人的句子，还是相当动人的。“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就在第五十二号街/心神不定且忧惧……”一九四〇年的皮埃尔就是这样，年方十九，跑到市中心探望一位叔父，想到就要上大学便倍感无聊，于是在酒吧里醉倒。不过他并不像奥登那样“心神不定”。他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加入欧洲的战局，然后给他分配一个角色。他想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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