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柏林（一）
两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点三十分，我醒来时，发现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 堡和布鲁塞尔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我们翻过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别后的重聚胜似新婚呐。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人习惯独自入睡是 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丝浅笑，一边把脸贴在我的锁骨下方——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已经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脸形。我们至多还有一个小时 （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呢），孩子们就会醒来，并发现她回家了——对此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不已，因为我曾担心詹妮可能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便没有明确地告诉 他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手向下游走，揉捏着她的丰臀。她的手轻抚过我的小腹。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里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过在她出生 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头，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和昆虫的腿一样多。几分钟后（或许中途我们还打了会儿盹），我们便开始了甜蜜的交欢，这是婚姻生活的 特权与妥协。
我们正在肉体急切的愉悦中逐渐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们本应该记着把线拔掉的。我们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应该不同寻常，可能是紧急情况。
最 可能打电话来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两次，但家庭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我们没法留下她。几年前，在二十一岁时，她嫁了一个男人，他给她 留下的是虐待的创伤和一个孩子。两年后，由于莎莉的性情过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抚养她的小男孩，结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领养了。多年来她终于克服了酗酒的恶习， 但却又陷进了另一段悲惨可怕的婚姻。现在，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里。她的母亲琼已经过世了，莎莉只有从我们身上寻求亲情和支持。她从没向我们要过 钱。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她那不幸的生活负责。这个念头挥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 是我就倾身去接电话。但来电话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纳德，一句话都已经说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叽里呱啦地叫唤。我能听到他身后有人正在兴奋地评论 着什么，但随即被一声警笛打断了。我试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我能听清的话是：“杰里米，你在听吗？你还在那里吗？”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儿的怀里一缩。开口时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伯纳德，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 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 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 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
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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