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他们在马克·伯纳房间楼下的一间狭小、空荡的地下室里。没人记得这架戈特里-史坦威立式钢琴怎么会立在这里，二十五年来不仅无人认领它，更没人想要去搬动它。琴盖上有划痕和香烟烫过的痕迹，但钢琴的活动部件依旧完好，音色也十分柔和。屋外气温已降到零下，格雷律师学院的广场上如画般积起了这个冬天第一英寸的雪。在这里，他们称之为排练室的地方，没有暖气，好在一面墙上装着维多利亚早期的水暖设备，其中的一些管道还能持续散发出微弱的热气，也恰巧维持了钢琴的音调。地板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条条被粘在水泥地上的细条绒组成，上面满是咖啡污渍。如今地板的边缘都已翘了起来，很容易把人绊倒。低矮的天花板上安装着一个一百五十瓦的光秃秃的灯泡，光线有点刺眼。马克之前提过要买个灯罩。这个房间里除了乐谱架和钢琴凳之外，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摇摇晃晃的厨房椅，他们把外套和围巾都堆放在上面。
菲奥娜坐在琴键前，双手紧握放在腿上，好暖和些，她的眼睛则注视着眼前的乐谱，这本乐谱里，《夏夜》被改编成了钢琴乐和男高音演唱两部分。她记得家里客厅的某处有一张迪卡娜娃的老黑胶唱片，不过她已经有好些年没见过了。就算找到了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迄今为止，他们一共只练了两次，急需加紧排练。但是马克前一天出庭，现在仍然忿忿不平，想要和她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未来的打算，因为他要离开法律界了。他受够了。太悲伤、太愚蠢、太耗费年轻的生命。多么老套而又空洞的威胁啊，但她现在坐在那冷得直打颤，她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听他把话讲完。即便如此，她也无法控制自己盯着乐谱开头的《维拉内拉诗》，看着那轻柔反复的和弦，跳动的八分音符断奏，想象着美妙的旋律，又或者是自己在脑中诠释戈蒂埃的诗的第一句：
当新的季节来临，当寒冷渐渐消隐……
伯纳手头的案子有关四个青年和另外四个青年打架的事，两拨人恰巧在塔桥附近的酒吧外遇见，打了起来。八个人都喝了酒，却只有第一拨的四个人被逮捕和起诉。陪审团认为他们犯了极为严重的故意伤害他人罪，并接受了控方的陈述，即这四个青年应被视为共同犯罪而加以处置，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各自做了什么，都应该承担一样的罪责。因为他们都参与其中。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即量刑的前一周，萨瑟克区一位名叫克里斯多弗·克兰汉姆的法官建议这几个青年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会受到判处监禁的重罚。四个人中有一个叫韦恩·加拉格尔的小伙子，他的家属，就在这个时候，着急地找到马克·伯纳，请求他参与此案，提供帮助。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办了一场募捐，加上巧妙的网络众包，募得了所需的两万英镑。在量刑前，他们希望在加拉格尔被判决前，这位颇富声望的王室法律顾问能为加拉格尔说上几句话，替他争取从轻处罚。之后，尽管指导律师还在跟进这个案子，完全能胜任的法律援助顾问已经被他们解雇了。
伯纳的当事人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自达尔斯顿，为人有点不切实际，最大的毛病是比较消极，而且常常说话不算话。他的母亲酗酒吸毒，父亲也是如此，在韦恩混乱不堪且备受忽视的童年时光，他基本不在儿子身边。加拉格尔爱他的母亲，并坚持认为母亲也很爱他。母亲从未打过他。青少年时期的韦恩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母亲，不怎么去学校上课。十六岁时他辍学，干起了一些比较低端的工作——在拔鸡毛厂的仓库做工，把广告宣传单塞进信箱里。他从未领过失业救济金和租房津贴。五年前，他十八岁，被一个女孩控告为恶意强奸，在少管所里关了几周，随后又被记录在案，严格宵禁长达半年。虽然有手机短信可充分证明两人是你情我愿地发生性关系的，可警方却拒绝调查，因为他们需要达到强奸案数量的指标要求。而加拉格尔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案件审理的第一天，原告最要好的朋友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致使案子无法成立。原来所谓的受害人只是想从刑事损害赔偿局那儿得到一笔钱，她非常想要一台新的Xbox游戏机。她发短信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朋友。后来，人们看到检察官把他的假发狠狠地扔到地上，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蠢姑娘。”
“加拉格尔的另外一个不良记录，”伯纳说，“是他十五岁时，偷走了一名警察的头盔。虽然只是个愚蠢的恶作剧，但留下了‘袭警’的记录。”
我的宝贝，春天已经来临。这是属于情侣们的幸福时光。
律师站在她的左手边，面对着乐谱架。他穿着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和一件黑色高圆翻领套衫，这让她想起了过了时的“垮掉的一代”，唯一需要调整的是他用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
“知道吗，当格雷厄姆法官告诉这些青年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时，其中两个人说他们想要马上开始服刑。就像是排队等着进入烤箱的羔羊和火鸡一样顺从。韦恩·加拉格尔的妻子刚刚怀上孩子，最后一个星期他很想和妻子待在一块，可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去服刑。所以我必须得大老远地跑到伦敦东部那个垃圾地方去见他。泰晤士米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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