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贝罗安再次回到了轻微受损的爱车内，良好的性能使得引擎闲置的噪音即使在空旷的亨特利大街上也近于无声。贝罗安再次尝试给罗莎琳打电话，得知她在会议结束之后直接去找编辑会谈了，已经有四十五分钟了，到现在还没出来。临时的秘书请贝罗安别挂断，待她再去探个究竟。一边等，贝罗安一边把头靠在头枕上，闭目养神。脸上刚刚刮过胡子的地方被干了的汗水蜇得有点儿痒。他试着动了动脚趾头，发现鞋内浸透了汗水，很快变得冰凉。比赛的兴奋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好好睡上一觉的急切渴望。在经历了一周的工作、间断的睡眠、激烈的比赛之后，哪怕只小憩十分钟也好。他闭着眼睛随手按下了汽车的安全按钮，轻轻的几声锁响，门锁被激活，这犹如音符一般的声音令他睡意更浓。如何能既得到休息又确保安全，这曾是野外生存中的一个古老难题，所幸人类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中央控锁系统。
透过精巧的耳机，贝罗安甚至能够听到电话另一边那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的低语声、敲击键盘的啪啪声，还有一个坐在离话筒不远处的男人不知在向何人大声诉苦：“他没有否认……但他也不承认……是的，我知道。不错，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不置可否。”
闭着眼睛的贝罗安想象着编辑部里的情景，那边缘翘起的带有咖啡污迹的地毯、热力十足的供暖系统、暖气管里流淌着滚沸的锈水、密集的荧光灯把凌乱的角落也照得灯火通明，那里有成堆的无人问津的文件，没有人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也没有人关心里面的内容，过度凌乱的办公桌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这里简直杂乱无章得像学校里的艺术教室。每个人都笼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无暇去整理这一摞摞的灰尘满布的纸张。医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办公室里同样堆满了杂物和谁也不敢拉开的书柜和文件柜。乳白色的薄锡皮箱子里存放着无数陈旧的器械，太过神秘也太过沉重，以至于没有人想要处理它们。千疮百孔的医院大楼，已经丧失了维修的价值，只能等待推倒重建，就像这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是同样的满目疮痍。西奥的卧室就如同世界的缩影。人类需要的是来自外星的成熟人种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强制每个人都早早地上床睡觉。上帝曾一度被认为是合适的领导者，却每每在出现纷争时执意地偏袒一方。最后甚至还给人类降生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的亲骨肉，但这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在这个不停旋转的星球上早就挤满了孤儿……
“贝罗安先生您在听吗？”
“什么？是的，请说。”
“您的夫人一完事就会给您回电话，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贝罗安感到又恢复精神，他系上安全带，调头驶向玛丽莱博恩路。游行队伍依然堵塞着高尔街，但托特汉姆路已经可以通行了，车流正在分批向北蜂拥而去。贝罗安加入其中行驶了一会儿之后转向西开，再向北，很快就到了古智街和夏洛特大街的交汇处——他喜欢这里，各种便利服务和高档享受齐聚在这里，令整条街道看起来既鲜活又亮丽：在这里你不但可以买到镜子、鲜花、肥皂、报纸、插座和涂料等物品，甚至还可以配到钥匙，各式小店中间还城市化地夹杂着高级餐馆、葡萄酒专营店、墨西哥小馆子和旅馆。是哪个美国小说家曾说过幸福就是住在夏洛特大街来着？他得让黛西再提醒他一次。如此狭小的地盘上挤满了这么多家店铺，难怪会有成堆的垃圾袋堆在人行道边。一只流浪狗正在撕扯垃圾袋——终日啃咬污秽居然无损其犬齿的洁白。再次向西转弯之前，贝罗安看到街道的尽头就是家附近的那个广场，而位于广场另一边的，在几棵孤零零的树木掩映之下的建筑就是他的家。三楼的窗帘依然合着——西奥还在睡觉。贝罗安记得自己处于青春期的时候也常常在上午感到昏昏欲睡，所以从来没有对儿子的这种作息时间提出过异议，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
贝罗安开过了屋顶上布满卫星天线的中国大使馆，来到了位于波特兰大街西边的整洁的医院集中区域——这里有众多装潢廉价的私人诊所，候诊室里摆满了仿古的家具和休闲生活的杂志。来这里就诊的患者大都抱有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就如同宗教信仰一样根深蒂固。过去几年里，贝罗安所在医院先后收治过——当然是免费的——不少在这里被那些骗子医生耽误了的病人。在等待红灯的时候，贝罗安看见三个穿着黑色伊斯兰教袍的身影在德文郡大街下了一辆出租车。她们簇拥着站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将手里拿着的卡片和一家门牌号对了对。中间的一个好像是个病人，因为她的背有点弯，依靠同行人的搀扶蹒跚地向前挪动着。这穿着清一色黑衣的一行三人，站在乳白色的建筑物前，时而摇头，显然在讨论着地址是否正确，情形很是滑稽，有点像孩子们在万圣节的游戏，也很像西奥曾经就读的学校所上演的话剧《麦克白》中的场景——由孩子们扮演的被掏空的博南树被安排在舞台的两侧等待着丹西林场景时再上台。也许她们是一对姐妹带着母亲来找寻治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交通灯依然还是那么固执地红着。贝罗安加大油门——但同时又缓慢地拉动变速杆挂到空挡。他这是在做什么，蜷起他柔弱的四头肌踩下离合器？他忍不住对眼前的情景产生不满，这种感觉源自内心深处。看到有人不得不裹得这么严实地四处走动让旁观者为她们感到遗憾，但至少这些女士还没有被逼着戴上皮质的嘴套，后者才真令他感到恶心。黛西学校里那些乐观的悲观主义相对论者对于这种情况又会怎么说呢？八成会说这是圣洁的仪式，是传统发出的对西方消费主义的抗议？但是同族的男性，也就是这些妇女的丈夫们——贝罗安在工作中结识了不少沙特阿拉伯的男人——他们却穿着西服套装或者是运动装，宽松的短裤，脚上踏着耐克，腕上挂着劳力士，个个风度翩翩、世俗圆滑，尽享东西文化传统的教育。他们为什么不高举传统的旗帜，也在大白天里穿着黑袍四处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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