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九点半，两个被旅行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男人打算上床睡觉，便一起坐电梯上楼。别尔德住在二楼。他跟哈默道了晚安，一边拖着行李接连右转，沿着一条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一边默念房间号码，生怕自己忘掉，他间或弯下腰，左摇右晃，面前的墙上挂着指示牌，好比“309—331”，而他自己的那间是399号，似乎哪里都找不到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线索。于是他一路向前，最后从另一个方向回到电梯口，要不就是到了一个相似的电梯边，那里也有一粒相似的棕色苹果芯斜插在一个覆满沙子的烟灰缸里。带着某种越来越强烈的受害者心理，他又出发了，最后再次经过电梯。直到开始转第三圈，他才意识到自己把房卡拿倒了，目的地应该是663，在另一层楼。他乘上去，找到自己的房间，一进门就把行李倒出来，然后冲向冰箱“迷你吧”，从里面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一块超大的巧克力条，捧着它们在床沿坐下。
幸好，这个时间致电梅丽莎嫌太晚，打给达林恩又太早，后者应该在工作。他现在仅剩的气力只够玩玩遥控器。电视机出现画面之前，发出一种家常的、闷闷的噼啪声，那是电子仪器预热的声响，亲切而熟悉，一如母亲的吻。不过不是他母亲的吻。他很累，又醉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遥控器上乱按一气。都是寻常套路，全无惊喜——游戏节目，清谈秀，网球，动漫，一个议会委员会，若干傻呵呵的广告。两个他愿意在此时此刻以身相许的女人，在谈论他们各自丈夫的老年痴呆症。一对小情人深情对望，引得演播室里的观众一阵骚动。有人说——那口气似乎是在抗议——奥巴马总统仍然是一位圣徒，仍然深受爱戴。近来别尔德一直自称是个“终身民主党人”。他常常在关于气候变化的活动中说到2000年那个攸关大局的时刻，当时地球的命运悬而未决，而布什从戈尔手里篡夺了大选的胜利，一朝权在手，他便荒废了八年的悲剧时光。不过，好久以前，别尔德就已经对美国的丰富多彩和千奇百怪——以其电视为代表——没什么兴趣了。如今他们在罗马尼亚就有几百个频道，而且但凡在这座星球上，别处也都一样。除此之外，只要是上了电视的东西，就再也没什么新奇之处了。可他实在太累了，大拇指都没法离开频道键，只好不停地按下去，整整四十分钟里，他就恍恍惚惚地坐着，手里握着一只空杯子，腿上摊着一张空空的包装纸，接着他让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垫子上，睡着了。
九十分钟之后，他被掌上电脑的铃声吵醒，醒来时机器恰好贴在他耳边，他听见女孩——就是那个他曾经用尽种种体面的招数，竭力阻挡其降临人世的女孩——在说话。她，卡特里奥娜·别尔德，就在那里，像一本禁书一样不容抗拒。
“爹地，”她庄严地说，“你在干吗？”
在英国，此时正是周日清晨六点。她照例是被曙光照醒，从床上起来直奔起居室，抓起电话就按下左边第一个键。
“亲爱的，我在工作，”他用同样庄严的口吻说道。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她他在睡觉，可一听到她的声音，他便心生内疚，似乎非得说一句谎才能抚平。跟他三岁的女儿对话，常常会让他想起多年来跟各色女人之间的你来我往，他或是无法自圆其说，或是出尔反尔，或是乱找借口，结果总是被看穿。
“你明明在床上，因为你的嗓子沙沙的。”
“我在床上看书呢。你在干吗？你能看见什么？”
他听见她清晰的深呼吸的声音，还有清爽的舌头磕在乳牙上发出的咂巴声，她在琢磨从自己新近学会的词汇网上截取哪一段来回答问题。她也许在沙发边，也许坐在沙发上，沙发面向硕大明亮的窗户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樱桃树，她会看见那碗总能让她来劲的沉甸甸的石子儿，亨利·摩尔的雕塑模型，阳光洒在墙上时呈现的恬淡色彩，以及橡木板长而直的线条。
末了，她说：“你为什么不来我们的房子呀？”
“最最亲爱的，我在几千英里之外呢。”
“你能去就能来啊。”
这话里的逻辑让他一时语塞，等他再开口说很快就会来看她时，她已经冒出一个开心的念头，马上打断了他。“我要去妈咪床上啦。拜拜。”电话挂断了。
别尔德仰面躺倒，闭上眼睛，试着从女儿的视角去想象这个世界。对于时间、时区和物理距离，她还没有正确的概念，而且她认为，那台与她日夜相伴的机器理所当然地具备种种神奇的功能。只要一揿按钮，她就能跟她那位“抽象”的父亲说话了，就好像在一场降神会上与鬼魂，与冥界的幽灵对话。有时她竟能把他的真人唤来，而大部分时间她做不到。当他真的出现时，总是带来一份礼物，那是他傻乎乎地在机场里挑的，通常都不合适——包十二件已经穿不下的彩虹T恤衫，一只她觉得太孩子气、却不忍心说出来的毛公仔，一套她搞不懂的电子游戏，一盒最后他不得不自己一口气吃掉的酒心巧克力。梅丽莎总想说服他不要再带礼物了——“她想要的是你”——可别尔德这辈子总是用藏在包装纸里的“惊喜”来安抚女孩子，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准备什么礼物，他到家时就会觉得自己一丝不挂，暴露在陌生而莫测的需求中，无法弥补自己老是缺席的过失，只能站在某种让他暗自不适的位置上奋力挣扎，最终被迫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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