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
2005年挪威境内的北冰洋之旅，在五年后被亲历者伊恩·麦克尤恩反复提及——直到小说《追日》（Solar）的宣传期告终为止。那是格陵兰岛费尔韦尔角的一个环保组织发起的考察旅行，旨在邀请各国知名科学家和艺术家见证气候变化问题。“那是我去过的最美的地方，”麦克尤恩对记者说，“但是，”——照例有但是——“同样让我难忘的，是我们一行人聊起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激烈的不和谐音，以及越来越喧嚣混乱的更衣室。”事实上，麦克尤恩要强调的是，正是更衣室里的一片狼藉，以及这种狼藉与科考旅行的宏大主题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照亮了他对下一部长篇的构思。他突然想到，对于“理想主义”，其实可以有一种“喜剧性”的表现方式。
更衣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在《追日》中找到详尽的描述。在那一段里，小说主人公，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迈克尔·别尔德也受邀登上了一艘封冻在北冰洋的科考船，那里“设施完备、供暖舒适，走廊上铺着华美的地毯，墙上镶着橡木，挂着流苏缀饰的壁灯”，人们耳边时时萦绕着“理想、人类、星球”之类有魔力的字眼；然而，在舱壁另一面的更衣室里，“到礼拜三为止已经丢了四顶头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时呆在外面的团员再也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门就非偷不可。”于是，别尔德暗自发了一顿韩寒式的犬儒牢骚：“四天前，这个房间本来秩序井然，所有的装备不是挂在编过号的挂钩上，就是堆在挂钩下面。在那个并非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里，资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等到房间里到处散布着被多余的手套、围巾和巧克力条塞得半满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时，就更难在屋里立什么规矩了。没有人——他一边想一边赞赏自己的宽容——的行为是卑劣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眼前形势的考虑，急着想出门到冰原上去，于是，他们以绝对理性的态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们遗失的大衣或手套……他们怎么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设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话，对此他深表怀疑——地球可比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的地球的命运，是这部小说要探讨的深层主题。近年来，这几乎是所有企图将“全球视角”（world view）注入小说的作家们都探讨过或者至少是隐约指向过的问题。但是，麦克尤恩并不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多丽丝·莱辛那样热衷于寓言式科幻，而是选择正面强攻科学界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考察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关系网与食物链。作者的潜台词是：无论目标多么宏大，门槛多么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类所涉足的领域就必然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于是，“温室效应”这个干巴巴的科学名词，在小说里就与人物和情节构成愈缠愈紧的麻花辫——最后我们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详尽、严肃却不无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解。学术剽窃、环保业之派系纠葛、能源业之利益纷争、现代传播业之荒诞效应、性别政治之异化乃至英美关系之微妙……这些关键词其实无法梗概小说的全貌，真正有趣的、构成小说主体而又无以名状的，是它们如何像暗流般潜伏在枯燥的学术会议、新闻报道、推导计算下面互相作用，改变人物——这些人物碰巧是看起来能主宰地球命运的那一拨——的行动轨迹。
虽然小说对于环保业光怪陆离的世相不做评判，但小说之外，麦克尤恩本人的态度还是清晰而鲜明的。作为一个越来越乐于在各种社会问题上发表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他都第一时间撰文评论），他在访谈中从不回避相关提问，其回答略显狡黠，大抵可算政治正确：“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全盘否定这种理论，他们相信所谓的人为的全球变暖只是个神话。有些怀疑论者则左右摇摆，随着数据陆续出台而改变看法。还有一些是警告者——他们看过数据材料，感觉到问题确实令人忧虑。最后，还有一些对灾难深感恐惧的人，觉得一切到下礼拜就会完蛋，我们统统会被一锅端进地狱去。我应该算是个‘警告者’，原因很简单：我不是科学家，在我看来，那些数据实在是太沉重了。有人认为环保业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还说这个行业能催生出太多的工作或高校基金，这样的念头未免有些离谱。”
二
虽然早在《无辜者》之后，麦克尤恩已经显示了与其早期作品（封闭环境之内的心理分析）划清界限的决心，但也许真的要到这一部《追日》，你才会觉得他切割得如此彻底，彻底到让他的很多老读者为之怅然若失。没有怪力乱神超自然，少有盘桓犹疑多愁善感，去掉一切虚妄空洞宿命的喟叹，麦克尤恩不仅要挑战题材上的极限，更试图在谋篇布局上贯彻更为技术化的观念：一切都照应得缜密周到，没有什么是溢出他部署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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