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是中国朴学家的最后的一个，他的弟子现在还有好些健在，但所传的多是他的一部分的学问，特别是文字学，至于整个得到他的传统的那是没有了。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汉学，他两次三番地被门人请出来讲学，可是他老先生并不高兴，曾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我所长的是在谈政治。弟子们对于他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发表在《民报》上的，都热心地读过，也没有什么反对，不过心里还是觉得他老夫子的伟大第一是在于反满清，其二是有学问。
太炎对弟子讲到他的法律的意见，都很有意思。其中有关于小偷的一节，据他说旧刑律对于盗窃罪的判罪以所偷多少为标准，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只是为富人的利益着想，于道理上也说不通。所以他主张论赃应当以失主的财产为比例，假如他只有一百块钱，被偷了五十便是损失百分之五十；但是有百万家财的被偷去一万元，那只是百分之一，比偷五十元的罪要轻得很多，大家听了这话觉得很有理，却不知道是否真是行得通，因为这些都不是学政法的，所以不能赞一词了。他后来写了一篇《五朝法律索隐》，举出好些古代法律的好处，大概这一节话也说在里边，仿佛哪一朝有过类似的规定，只是一时来不及查《章氏丛书》，现在不能确说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林徽因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残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的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地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地，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地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残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地增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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