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的世界，已于谢绾的原时空大有不同。在技术的超速发展、苏伊士通道提前打开等因素的影响下，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8%，与英国的20%已经非常接近。加之德国因为担心英国压制它而小动作频频，而英国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异军突起的劲敌，并由此敌意大增。
战略猜忌是比真实利益矛盾更容易导致冲突的原因。
在多次施展离岸平衡权术而未能达成效果之后，唐宁街十号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却是优秀的生意伙伴和利益链核心的一环——甚至在德俄关系紧张的时期，波罗的海上的商船还络绎不绝的把乌克兰的粮食和木材贩运到汉堡，俄国军人的被服使用的是莱茵造布料。
这就使其他国家对德国大动干戈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德国已经在欧洲的棋盘上，以利益为子粘住了各国，再想煽动他人对付德国，非常不容易。
但德国的崛起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英国一直以来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和全球利益。巴麦尊内阁商议多次之后，决定还是亲自动手，设法削弱德国。
英国人知道，就像英国不想在欧洲发动对德国的战争一样，德国更不敢在欧洲直接武力犯英，双方的主战场其实是在远东，也就是英国的印度和德国的清国。
此时英国、德国与清国的贸易，出口产品可谓泾渭分明。英国对清八成以上出口产品是孟加拉生产的鸦片，进口茶叶丝绸，基本保持略有顺差；而德国除对清输出部分高端机床及武器外，更多的是技术和资本。大量中低端产品都由德国领衔投资在清国东南沿海本土造，甚至还直接从上海、厦门、广州出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德国人从中获得了巨额资本收益。
在远东航线看不到像英国一样多的德国商船，英国人心里却越来越没底，清国这个德国的重要利益源头日益成为英国人的心腹大患。既然如此，那就在远东玩一场，绕开德国，直接找借口对清国开战，打开清国市场。
1857年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窝藏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十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硬说其为英国船，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而实际情况是：执照于1857年9月27日已期满失效，该船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旗了。
叶名琛此人，1807年出生，1835年中进士，前半生办事得力，官运亨通，依靠剿匪一路升迁，四十五岁便高居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职，是出了名的强硬派。在原时空中，他后半生可谓断崖式下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俘至印度加尔各答，所带粮食吃完，求见英王未果，绝食九日而亡。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亚罗号事件之后，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广州督署后退出。
驻香港的南洋镇守军收到军报后，向坤甸请示，得到阻击英军的命令之后，立即遣战舰至珠江口与英舰对峙。还没等南洋军与英国人沟通，英国人认为这只军队是清国海军，既然已经是战争状态就没必要客气，直接开炮。
南洋军水师提督见对方没兴趣沟通，命令反击。海战中双方未分出胜负，英舰因准备不足而退出战斗，南洋军舰队见对方退去，觉得此事已了，也就退回香港。
谁知道英国人的行为引起广州市民愤怒，十二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次年一月，英军突袭广州报复，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南洋军奉命北上至广州，协同广东清军与英军作战。到二月，将英军围困在英国洋行中。
英国政府借此机会在议会中通过了对清开战的议案。三月，英国以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从英属印度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到中国。由于这个时空中英国人并未占领香港，所以英国人并未执意进攻广州，而是派出了更大规模的海陆军直接北上。
英国人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向清政府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未申报自行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被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一事。
拿破仑三世对远东并不了解，更不了解英德两国的利益纠葛，凭着对宗教的狂热以及对英国人的仰仗，立即答应了参战；加上此前广州焚烧洋行事件中，美、俄国洋行受损，此时在外交与清国为敌的已经有英法俄美四国。
本来在远东工作已毕的俾斯麦准备回国，突然出了这档子事，他很是头疼。于是一边请示柏林，一边派人与四国公使沟通，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事。但英国人就是冲着德国来的，还能让德国调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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