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问他“加州有没有冬天”，一定会被他认为笨死了。
于是我咬着指甲，自作主张地告诉我妈：“不用了，加州没有冬天的。”
我妈半信半疑地打开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两件羽绒服，又不放心地塞回去：“还是带着吧，以防万一。”
我看着那鼓鼓的两个行李箱，叹了口气：“妈，不用带这么多的。你看看你都塞了些什么，擀面杖、衣架子……还不如两瓶老干妈来得实在。”
“都带着吧，万一呢，那边东西多贵啊……”
“哪有什么万一，什么买不到啊，飞机是有限重的，一件行李二十三公斤，超了要罚钱的。”
我妈这才不情不愿地把什么毛裤、热水袋拿出来，我爸还在一旁怂恿我：“来，再吃一牙。”
这天和以往我家的每一天一样，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直到我妈忽然一惊一乍地站起来，跑到楼下去装了一袋子泥土回来，小心翼翼地封好：“丫头，我跟你说，等你到了美国把这泥拿一点出来冲水喝，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妈，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细菌吗？喝了我才会水土不服呢。”
“还贫。”我妈伸手过来打我的头。
“妈，你别打我的头，打笨了可怎么……”我赶忙拿双手捂住头，最后一个“办”字卡在嘴边，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看见我妈的眼泪猝不及防地落下来，一滴一滴，倾诉的全是她不曾说出口的爱与不舍。
这就是家，由两个人的宣誓开始，却随着孩子的离去而瓦解。
我爸一声不吭地抓了一包烟去了阳台。
我一看我妈哭，眼圈也一下子红了。我仰着头，沙哑着声音说：“妈，你哭什么，再哭就不美了。”
我妈捂着嘴哭：“美国啊，美国实在是太远了，坐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你一个人在那边，万一出点事，我和你爸该怎么办啊……”
我木讷地抱着我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妈哭了一会儿，也渐渐缓和下来。我能去美国念书，我妈其实是最高兴的人了，她一辈子连省城都没出过，美国从来只在新闻联播里听过。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她一定独自一人哭过好多好多次。
我就是在这样伤感而沉重的气氛中听到了顾辛烈这个二缺的声音。
顾辛烈这个人，从来都是只长身高不长脑袋的，他竟然还和小学我们坐同桌那会儿一样，拿一个扩音喇叭在我家楼下大喊：“姜河，姜河！”
我没好气地踩着拖鞋冲到楼下，在我爸笑眯眯的目光中，一手夺过他手中的喇叭，一手捂住他的嘴，恶狠狠地瞪他：“你发什么羊痫风！”
他笑嘻嘻地冲站在阳台上的我爸和我妈挥挥手，我这才发现，他身后停了一辆大红色的哈雷，简直拉风到没朋友。我嘴角抽了抽：“你的？”
他回过头看着我，不说话，我被他的眼神看得毛骨悚然，于是缩了缩脖子：“干吗？”
“你怎么穿成这样？”他哭笑不得。
我不在意地扯了扯衣摆，然后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
“带你去个地方。”
我挑挑眉，跨上他的摩托车，只听到“突”的一声，我们就像是风一样飞了出去。我下意识地抓住顾辛烈腰间的衣服，他身材精瘦，皮肤被晒成健康的小麦色，这样近的距离，我甚至能看清他耳朵上有一颗痣。我隐约想到，好像好几年前我就一直知道他有这颗痣，可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我早已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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