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双方又坐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所调整。
在此前的23日，中方宣布以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接替邓华，邓华则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则以李享根接替白善烨。
当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
杜平原来没有从事过外交活动，他克服“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虚心向乔冠华等行家学习，相互促进。他认为，凭着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坚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绝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杜平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待人热情，对乔冠华很尊重。他来到开城后，与乔冠华住得很近，接触颇多。
在他印象中，乔冠华为人十分开朗，彼此很快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杜平后来回忆说：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过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当时，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我和乔冠华年龄相仿，很谈得来。饭后经常一起散步，并以做些打油诗取乐。
10月29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
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电报还指示，要积极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
10月31日，中朝方面提出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讲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
可是在讨论中，双方对如何调整意见分歧。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急于达成协议，便提高要价，提出把开城划入中立区，中朝方面表示反对。
11月7日，中朝方面提出修正案，即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美方仍坚持要把开城划入中立区。这一要求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李承晚施加压力的结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朝方面的建议符合美国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最低要求，是可以接受的，遂指示李奇微尽快达成协议。
11月8日，李奇微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开城的重要性。他说：
拥有开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三八线以南……它对联合国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重要的，因为大南朝鲜民国政府坚持要求联合国军保有开城，也因为在亚洲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对共产党威信的打击和我们自己威信的提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谈判因开城问题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于11月13日指示李奇微说，“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可以接受的，下个月可能发生的战斗也不会实际上改变这一点”，要求早日解决军事分界线问题。但李奇微却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这样做。
李奇微反驳说，过早接受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势必延迟得到一种可接受的和光荣的停战的可能性”，他以当年麦克阿瑟的口吻威胁说：
你们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将一步一步地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导致使如此众多的勇敢人们为之捐躯的事业付之东流……如果我们立场坚定，那就会赢得很多。如果我们作出让步，那就会失掉一切。我以我的整个良知敦促你们采取坚定立场。
李奇微虽然说得慷慨激昂，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为所动。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李奇微执行指示，而“不要有不该有的拖延”。
在粉碎美南朝鲜军队的夏秋攻势后，为了配合谈判，中朝军队于11月5日至30日利用渔船进行渡海作战，攻占了两岸的一些岛屿，志愿军航空兵第一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
同时10月底到11月下旬，志愿军的6个军又发动局部反击，最后夺回并巩固了9处阵地，驻开城地区部队又扫荡了开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队。
这些攻防作战规模虽然不大，战略意义却极重要。它表明，中朝军队完全可以守住现有的战线。
秋季防御作战以后，中国政府鉴于战局已趋稳定，决定缓解国内的半临战状态，以加速经济建设。1951年的财政预算较1950年增加了60％，而其中军费开支占了48%，32%是直接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到1951年秋，入朝部队已达115万人。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兵力减少26万人，同时将全军总数于一年半之内由611万精减到400万人，并为志愿军确定了“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的总战略目标。这样，“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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