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离家出走后，来到了恺撒沃兹，弗利德纳夫妇俩热情地接待了她。
在南丁格尔离开的一年中，恺撒沃兹医院又有了新的扩建。现在，这儿已成为拥有100张病床的医院、幼稚园、感化院、孤儿院和女子师范学校，看上去初具规模。
在那里，必须忍受艰难，过着困苦和缺乏物资的斯巴达式生活。
南丁格尔在给母亲樊妮的信中写道：
现在，对于我，时间显得不大够用。直至昨天，诊疗所放假一天，我才抽出空闲，把换下的衣服拿去清洗。对了，或许你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每日4餐，每餐只有10分钟的时间。总体而言，我对这儿的一切，非常感兴趣，它们满足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的身体与精神俱佳，不用挂念。
现在，我倒真的希望，我可以多活上一些年头，可以使我更好地尽自己的力量，也为了那些在病痛中呻吟和挣扎的人们。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到了这里以后，我第一次了解了生活的意义，也开始懂得珍惜生命，除了这里，我不会再向往别处的世界。
南丁格尔晚上就睡在孤儿院，白天和儿童们一起在医院工作。
她还参加了当时认为“妇女不宜”的开刀手术，对于协助手术的工作感到兴致勃勃。
1852年，她写下这么一段话：
那里护理的水准等于零，卫生状况恶劣。在恺撒沃兹的机构中，以医院的情形最为严重，但是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具有崇高的观念和奉献的精神工作，她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有身份和地位的妇女，但对待病人却很细心。
在恺撒沃兹受训即将结束时，赫伯特夫妇来看望过南丁格尔。
弗利德纳牧师告诉他们说：“南丁格尔小姐在此有优异的表现，护士之中没有一个像她这么认真学习的。”南丁格尔受到鼓舞，内心充满幸福的感觉，同时也充满了投入新事业的热情和勇气。
南丁格尔努力想要取得母亲和姐姐的谅解。她一再以谦虚的态度写信强调自己的心意，不厌其烦地加以解说：“请你们耐心而仔细地观察我所做的一切，你们务必相信我，鼓励我！我亲爱的家人，请别再为我悲伤，我需要你们的祝福！”
樊妮和芭茲都没有回信。但是，恺撒沃兹显然已经点燃了南丁格尔心愿的火苗，那光焰在隐约的命运中闪耀，她仍旧热切地渴望接受正规的护理训练。
但就在这时父亲威廉突患眼疾，医生要他在约克郡的盎芭茲做冷水治疗。但是威廉坚持要南丁格尔同行，否则他就拒绝治疗。
南丁格尔十分为难，犹豫了好一阵子，最后基于对父亲的爱，她决定将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和计划全部冻结起来，重新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她结束了在恺撒沃兹3个月的充实生活，返回了英国。
“啊，多郁闷的日子……啊，那些似乎永无尽头的长夜。”南丁格尔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写道，“女人简直不能把自己当成人……英国一个所谓有教养的家庭里琐碎、严酷的精神桎梏简直是世上最折磨人的暴政！”
3月，威廉和樊妮又去伦敦参加季节社交活动。樊妮和芭茲加给“高贵的南丁格尔小姐”的种种清规戒律，简直达到了荒唐离奇、无以复加的程度。她外出必须经过批准，详细说明理由，去哪里、多长时间，并且必须有人陪同；她的来往信件都要事先经过检查；她会见客人也要受到监督，有些“危险”访客不受欢迎威廉本来倾向于妻子和芭茲，但事态发展到这么荒谬的地步，他心里也有些不安了。
在父女俩前往盎芭茲治疗眼疾的过程中，威廉切实感受到了南丁格尔的精神视野、为人风格，这跟狭隘自私、骄傲浅薄的樊妮和芭茲相比，是多么高尚、善良。来自恺撒沃兹的严肃工作、逸闻趣事，以及他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受训护士的细心看护，终于使威廉理解了自己的女儿。
当威廉和南丁格尔从盎芭茲治疗眼疾返回恩普利后，他俨然已经是南丁格尔的盟友了。
第二年春天，樊妮规定南丁格尔必须将收到的每一封信向家人公开。父亲随即告诉她，可以请朋友将信寄到自己所参加的阿尼西亚学者俱乐部，这样就可以逃过检查，保证她的通信自由。南丁格尔得到父亲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感到很宽慰。
牢笼里即使有阳光也是不自由的，南丁格尔不甘心就这样被控制下去，她酝酿着再次突出重围，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
马尼博士是南丁格尔在罗马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神父。1852年夏天，南丁格尔曾写信给他，投诉自己遭受家人不平等待遇的情况，并透露自己向往天主教，希望博士替她打听接受受训护士的天主教医院。
事实上，身为新教徒的南丁格尔，内心的信念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的教义。她在一系列命运的挫折面前，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积极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不像天主教徒的信仰那样，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慈爱的上帝，听天由命。她更认为可以跨越这一障碍，上帝的爱比人们各自阐释的教义更宽广。
不久，马尼神父就替南丁格尔联系了两家天主教医院，一家在爱尔兰，另一家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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