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5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8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78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月，正是一家人迁往里哈思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年十分孤寂。曾经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茲，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为她安排了6个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
“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求严格的人，家人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于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唯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从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
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着她。她养的猫多达6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说：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不多说。
当脚边的猫儿“噌”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摩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地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这年夏天，南丁格尔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早在1861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1859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其他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祥，富有爱心，这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遂结为好友。
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从她搬到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
拉斯明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
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来，对于如何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以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5年12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为之哗然，纷纷对其进行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有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在进行改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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