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邓肯赶往巴黎之前，哥哥雷蒙德由于不甘于伦敦这种平淡的生活，告别母亲和妹妹到了巴黎。
邓肯兄妹4人的性格，都受到母亲的影响。邓肯的母亲是个极伟大的女人。在她身上集结了坚强、开朗、善良、真诚等优秀品质。她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艺术的光彩。”
雷蒙德到达巴黎之后，深深地被这里浓厚的艺术气氛所陶醉，到了春天，他接二连三拍地电报，催促她们去巴黎。于是，邓肯和母亲收拾了行装，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
邓肯几乎和20世纪一起来到了巴黎。离开大雾迷蒙的伦敦，到达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们看来，法国就像一座大花园。
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们一直把头探出三等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车站上迎接她们。他留着披到耳边的长发，穿着一件翻领上衣，系着飘垂的领带。她们对他改变的装束有些看不惯，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里的时髦服装。
他领她们到他的住所，碰到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拿出一瓶据他说价值30生丁的红葡萄酒来款待母亲和妹妹。
刚到巴黎，邓肯什么都觉得新奇。她每天早晨5时起床，到卢森堡花园里去练舞，然后在巴黎到处逛，一走就是好几千米路，并且在卢浮宫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以致管理员对他们起了疑心。邓肯用手势告诉他，自己到巴黎来只是为了跳舞。管理员断定这几个“怪人”是没有危险的，也就随他们便了。
美神维纳斯没有轻盈若飞的作态，沉秀温润，形体的呈现像海边迎风曼舞的林木，婀娜多姿，美而不艳。
还有那些舞蹈，没有一点扭曲、夸张的表演，每个动作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律动，一种血脉的传承，有如生命自然的过程，热烈和繁荣，凋谢与萎落，生长与死亡，都蕴蓄在宁静平和之中。
邓肯面对着这些舞蹈，仿佛回到了儿时，好像正在旧金山唐人街看中国刺绣和古瓷上的花草一样，身心中体会到一股鲜活的力量。
他们天天到卢浮宫去，直到关门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没有钱，在巴黎又没有朋友，好在他们一无所求，卢浮宫就是他们的乐园。
雷蒙德擅长铅笔画，不多几个月就把卢浮宫里的希腊花瓶都临摹完了。但后来人们把雷蒙德所画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误认为是希腊花瓶上的图案。
在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邓肯静下心来研究那些群像与雕塑。
她从中总结出：
任何雕刻，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无论浮雕还是圆雕，都是舞蹈某一瞬间的凝固，都展现了舞蹈的一个截面。
有一天，邓肯在歌剧院，听到一群人指着维纳斯雕像议论纷纷：
“她怎么会没有胳膊呢？这是一个美丽的怪物。”
邓肯愤然回头，呵斥道：“这也不懂！这不是人体，这是艺术，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设想。”
一天早晨，查尔斯·哈莱突然来到巴黎，他与邓肯一起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耳曼森林里漫步，一起到埃菲尔铁塔边的餐馆进餐，一起观赏日本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
邓肯由此结识了哈莱的侄儿罗夫拉，他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渊博，对美术、音乐、建筑无不通晓。他遵守叔叔临走时的嘱托，把邓肯照顾得很周到，像一位无微不至的大哥哥。
罗夫拉给邓肯讲述法国艺术，向她介绍哥特式建筑，并教她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时期的艺术。
在邓肯的工作室里，母亲重振旗鼓，像孩子们童年时代一样，接连几小时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工作室不带卧室，也没有浴室。他们也没有床，晚上把床垫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觉。
有一天，罗夫拉带了两位挚友到邓肯的住处来，把他们介绍给邓肯：“这两位是雅克·布尼和安德烈·博尼亚。”
几个年轻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邓肯为他们跳了几段舞，很得他们的赞赏。那次之后，布尼便让他的母亲邀请邓肯去他们家跳舞，以款待朋友。
布尼的父亲是著名的雕塑家，母亲德·圣马塞夫人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在巴黎很有号召力。
首演的夜晚来到了。整个过程中，观众的亲切热情使邓肯受宠若惊。往往不等一场舞跳完，他们就喊了起来：“妙，妙！她跳得多妙！了不起的孩子！”
第一支舞刚跳完，一个目光锐利、身材高大的男人便站起来把她抱住。
他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伊莎多拉。”
“小名呢？”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喔，多丽塔，你真可爱！”他嚷着，吻了邓肯的双眼、双颊和嘴唇。接着，圣马塞夫人拉着她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杜。”
萨杜是法国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18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实际上，在座的都是巴黎数一数二的人物。在这里，邓肯结识了许多著名人士，如作曲家梅萨杰、剧作家萨杜等。而他们也欣赏到了邓肯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舞蹈，一些敏感的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舞蹈艺术革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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