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希腊的第二天上午，邓肯一行抵达了维也纳。
在维也纳，邓肯让她的合唱队唱起埃斯库罗斯的《恳求》，而自己则伴着音乐跳舞，用这种方式向奥地利的观众做了最真实的活广告。
在维也纳卡尔戏院，邓肯的舞蹈又重获胜利。刚开始，观众对合唱队的表演反响并不十分强烈，但当邓肯登场，随着《蓝色多瑙河》的乐曲翩翩起舞时，观众立刻狂呼起来。
最后，邓肯向观众作了即席演讲，她说：“我希望恢复希腊悲剧歌曲的那种精神，我们必须复活合唱的美。”
她的话还没讲完，观众就大声喊起来：“我们不要听讲，我们要看您的舞蹈！再来一次《蓝色多瑙河》吧，再跳一次吧！”
演出几场之后，邓肯一家口袋里又鼓鼓的了，他们离开维也纳再次回到了慕尼黑。
邓肯又来到了德国。她认为德国是一个严肃的国度，她的崭新的舞蹈理论，需要理性的审视。而这里，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还有一大群诗人、画家簇拥在她的周围。
邓肯把那班希腊孩子带到慕尼黑的时候，引起了各大学教授和知识界的注意。著名的胡特汪勒教授还专门以希腊都会拜占庭音乐老师的诗歌为内容，作了一次公开的演讲。
把舞蹈想象成一种合唱，进而成为一种人所共有的表达方式，逐渐得到舆论的首肯。每一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有的沙龙、酒会和文学艺术中心，都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个话题：邓肯的舞蹈。报纸专栏，杂志封面，满城的灯光广告，全都写着邓肯的名字。
柏林对于这班希腊孩子，或许并不是真正从内心里热烈欢迎。
但柏林的观众还是像维也纳的观众一样高喊着：“请您先不要管什么恢复希腊的诗歌，就为我们跳《蓝色多瑙河》吧！”
与此同时，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觉到不习惯这个陌生的环境。
有好几次，旅馆主人向邓肯抱怨，这些孩子不懂规矩，脾气太坏，总是要求黑面包、熟透了的黑橄榄果和生洋葱。每天的饭菜中若没有这些开胃食品，就对侍者大发脾气，一直发展到把牛排扣在他们头上，动刀子。
后来，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清纯超然的音调，连那位教拜占庭音乐的教授也变得索然无味了。
有一次，柏林的警察找到邓肯说：“您带来的这些希腊孩子经常半夜里从窗户爬出来，到那些下等咖啡店去找来自希腊的妓女。”
同样，当他们抵达柏林以后，完全失掉了当初在酒神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并且每个人都长高了许多。所以有一天，在经过多次苦恼的商议之后，邓肯终于下决心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雅典的火车。
此时，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等大都会，在幕布、服装等各方面模仿邓肯的赝品，大行其市。
送走那些希腊孩子之后，邓肯也就暂时打消了恢复古希腊音乐的念头，转而钻研德国音乐家格卢克的音乐。
斯特拉斯家邀请邓肯每星期去表演一次，使那里成为了艺术界和文学界人士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对跳舞的艺术进行探讨、辩论。
德国人很重视对艺术的探讨，他们对此付出了极严肃的思想。
这时大家激烈辩论的中心议题就是邓肯的舞蹈，报纸上也有不同观点的长篇大论。
有一些文人和艺术家也经常到邓肯家去，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前额突出，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芒。他对邓肯说：“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尼采的天赋显示出来。你只有借着尼采，才可以把你所追求的舞蹈艺术完全表现出来。”
邓肯听取了他的意见，从此他每天下午都到邓肯家中把德文的“超人”讲给邓肯听，一边讲一边解释。邓肯慢慢地被尼采的哲学侵占了全部精力。因此，虽然经理一直劝她到各处表演，以使观众保持对她的热情，而且还可以有上千马克的收入，但邓肯却无动于衷。
在邓肯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研究、创造出当时尚未有过的一种舞蹈，并开办她的舞蹈学校，把这种艺术发扬光大。她知道，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来追求自己的理想，那将遗憾终生。
经理跑进来哀求邓肯，并让她看那些欧洲到处都有人模仿她跳舞的消息。邓肯对这些消息付之一笑，她不想去争什么专利、产权，也不想发表什么严正声明。她决定，把整个夏季的一切空闲都用在倾听贝多芬和瓦格纳，她决心探访他们音乐的源泉。
那天，有一个仪态端庄的女人来到她的寓所，她就是瓦格纳夫人科西玛·瓦格纳。科西玛是一位极有才智的女子，亭亭玉立，仪态端庄，秀眸顾盼。她对于各种哲学思想都有很深的研究，而对瓦格纳，那就更是了解到了每一乐句、每一音符。
她向邓肯畅叙了许多瓦格纳的往事，并鼓励邓肯说：“他讨厌芭蕾舞的动作和服装，迷醉于酒神节的歌舞。他最喜欢看鲜花一般的姑娘跳舞了，你正是他所期待的理想形象。可惜，你来迟了，伊莎多拉，他要能看上一眼你的舞蹈，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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