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
王稼祥的“万言书”
毛泽东在人际交往中，并非处处受益。大革命时期，他曾受到党内“家长”陈独秀的压制和打击。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冲突。先是“左”倾盲动主义者给他以纪律处分；再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要撤他的职。到了1932年的宁都会议，王明等人不但撤了他的职，而且把他的一批批战友当成改组派、AB团杀掉，好不容易置起来的一点革命家当，在“左”倾冒险的赌注中被一点点地输光，毛泽东的心碎了。此后，他“赋闲”了一段时间，又大病了一场。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躺倒，他忍辱负重地搞调查研究，耐心地等待同志们的觉悟，力求把“左”倾错误的危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毛泽东的耐心帮助和客观事实的教育下，党内许多同志很快觉醒过来，成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在他们之间，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当首推王稼祥。王稼祥是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因反“围剿”受伤，长征中一直躺在担架上，这使他有许多时间去思索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愈想愈觉得毛泽东的正确。于是，他让自己的担架跟上正在生病的毛泽东的担架，整日整夜地交换看法。交谈中，王稼祥愈益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支持毛泽东出来改变被动局面。当他把这个深思熟虑的想法告诉毛泽东后，立即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建议说：“前面快到遵义了！马上在遵义开个总结性质的会！”
“是的，我一定尽力去办。”王稼祥深知毛泽东自从被李德、王明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之后，处境一直都十分困难，正像毛泽东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我毫无发言权，处境困难呀！”
不久，王稼祥又和洛甫（张闻天）等人统一了意见，终于促使了遵义会议的及时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在这一重大的转折中，王稼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之后，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公情私谊日见深厚。当然这中间还有朱仲丽的原因。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是湖南教育界名人，当年曾在长沙与毛泽东厚交。朱仲丽到延安后，曾任过毛泽东等人的保健医生。她与王稼祥初识并最终结为夫妇，就有毛泽东的介绍之功。建国后，朱仲丽回湖南省亲时，毛泽东就曾多次托她捎信捎物，告慰亲人。
开国前夕，毛泽东专门请王稼祥去谈工作。一见面，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有两件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的。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都很重要，也都适合你来担任。”听语气，完全是深思熟虑的样子。
“主席，请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一下。”王稼祥慎重地回答。他深感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考虑到自己曾是留苏学生，又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了解苏联的情况，最后选择了当大使的工作。
作为新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王稼祥不仅卓有成效地协助毛泽东处理好了新中国初期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离任前，用自己在国外省吃俭用的钱，给政治局带回了一辆曾为毛泽东赞赏的苏式大轿车，而他自己，坐的仍然是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一辆旧式小汽车。
“文革”中，王稼祥同样受到了冲击。林彪事件后，他曾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表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信后，对王稼祥作了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还有王稼祥嘛！夺王明等人的军权。……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
随后，王稼祥即被“解放”了。可惜他此时已重病缠身，不久即逝世。
宽宏大量
应该说，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心胸是非常博大的。他在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打击时不消沉，在遵义会议掌权以后也不得意。他吸取自己受压时的经验教训，对犯错误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歧视、不打击，而是诚恳地团结他们。对博古，对王明，乃至对长征中几乎要了自己命的张国焘，都是如此。
博古（秦邦宪）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一度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直接执行者，错误地支持李德的那一套作战方式，致使中央红军受到巨大损失。遵义会议以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在实践中积极改正错误并继续努力为党工作。1946年4月8日，他和王若飞等人从重庆谈判归来，不幸飞机失事捐躯。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得知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早就赶往机场，抱病迎接他们归来。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机场上空仍然不见响动，毛泽东的心随着夜色一起沉下来，被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许多同志都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一直默然不语，直到夜色深沉之后才无言地回到窑洞，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当听到博古等人遇难的消息时，不禁凄然泪下，病情也为之加重。病中，他亲嘱胡乔木代拟悼词和追悼“四八”烈士的内部通告。4月19日，他坚持带病参加了“四八”烈士的追悼会，并亲笔为他们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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