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生病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我想起来，但是药力让我浑身无力，动一下就觉得骨头和肉一起疼。不知道父亲给我下了什么药。父亲帮我到学校请了假，然后给我配药。他说这些反应是正常的，我已经六年没有感过冒了，所以来势凶猛。六年了，也就是说上一次感冒在八岁。我都想不起来八岁时我是一个怎样的小东西，甚至怀疑是否经历过八岁。至少我没看见八岁留给我的任何痕迹。父亲却说，八岁时整个花街都知道我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成绩一级棒，学什么会什么。我不相信，因为“可爱”这个词让我厌恶，矫情，甜腻腻的，像电视里外国老太太抓着小女孩的手使用的词汇。我不愿意自己在看不见的八岁里可爱。
你连着在床上躺过三天没动吗？哦，没有。那真比死了还无趣。
我一整天都睁大眼看着屋顶上蜘蛛在结网，窗外雨声急缓相间，我怀疑时间已经停下来不走了。一天都如此漫长，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我让母亲把老掉牙的飞马牌挂钟挂到我床对面的墙上，我要看着它往前走。其实这样凉爽的天气非常适合昏天黑地地睡觉，可我睡不着，我看着钟摆在潮湿的空气里有气无力地晃荡，突然想到那些出入花街的陌生男人。他们走进花街的时候步履匆匆，当然一般都是在晚上，也有白天来的，离开的时候就像这个老钟摆，有气无力地拖着两条腿晃荡出去。我想像我是其中一个，那一定是穿风衣，竖起高领子，戴礼帽，像个冷酷利落的地下党人。可是，地下党人到花街来干什么呢。晚上九点之后，母亲是坚决不许我在花街上乱转的。
“该死的花街，有什么好看的！”她一直这么说。
如果不是那个女人，我还会在床上继续躺下去。父亲去西大街出诊了，母亲在玻璃厂上班，她的任务是从一堆酒瓶子里把有缺口的挑出来。母亲对我和父亲常常不满，应该是职业病，她对一切有缺口的东西都不放过。那个女人敲我家的门。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
“是你啊，”她摁着右耳朵后面的那个地方。“你是医生的儿子？哦，我头痛。”
我点点头，两腿发软。身子如同一块板结的土地，点头的时候能听见生锈的螺丝艰难地转动的声音。她的右耳朵已经不再透明。她的蓝底小白碎花雨伞竖在门槛之外，雨水从伞尖流到更多的雨水里。她穿一双塑料拖鞋，指甲淡红色，脚很白。她的玉兰花香气好像还在，在她胸部凸起的地方，另一朵玉兰花绽开花瓣。
“我头疼，”她又说。
我赶紧把目光提上来，顺便把全身的力气也提起来，然后驴唇不对马嘴地说：“我感冒了。”说完我就尴尬地笑了。如果有镜子，我一定会发现，那也是会让别人尴尬的笑。
她笑起来。在笑声里我头一次发现她有一点鼻音。之前说话的时候竟然没发现。
如你所知，我那点皮毛功夫用上了。治疗头痛和偏头痛我都懂一点。就那几付药。我不生气了，我很高兴。我给她详细地讲述我所知道的跟头痛和这些药相关的知识，其中五分之一的内容是我临时杜撰的。我对这些药的价格也熟悉。不能不收钱。离开的时候她夸我真能干，到底是医生的儿子。她撑着伞跳过一个个小水坑，白白的脚后跟一闪一闪。我换个角度去看她的侧面，我有些兴奋，但是那个下午的光线和熟悉的脸颊的弧度还是没找到。它们一起消失了。陌生的女人。
从床上下来我的病就好了。也许早就好了，只差我站到地上来。我开始上课，跑步和走路，穿过花街，在停雨的间歇来到石码头上。雨没完没了。全世界都是湿的。
她的头痛病没有治好，两天以后她又来我家。我给她开的就是两天的量。
周末，父母亲都在家。我发现槐树底下那只死麻雀不见了。野猫很多，可能已经把它叼走了。那女人的鼻音一进家门我就听出来了。父亲很客气，他对所有的病人都比对我客气。他让她，让我母亲给她沏茶。然后他们说起头痛病，可能还有别的病。反正那鼻音反复说她不舒服。父亲为我开的药没效果向她道歉。她说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只是不彻底。治病要彻底。我躲在屋里竖起耳朵，看钟摆甩上去又落下来。它对这种一成不变的体操早就厌倦了。
父亲开了处方。他对经手的所有病人都有详细记录。这是成为好医生的前提，因为他能凭借这个说出他们疾病的来龙去脉。我就是在处方上看到那女人的名字，高棉。一个挺拔、柔软的词。一个挺拔、柔软的女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红色高棉”这回事。
吃饭的时候又吵架了。母亲说，那女人面带桃花，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带不带桃花关我什么事？”父亲说，“就一棵桃树来了，我也只负责帮它找虫子。”
“不关你事你还问长问短？眼珠子都跳到眼镜外面了。”
“街坊邻居嘛，说两句家常而已。”
母亲冷笑一声，“套近乎吧？人家跟你说了？还不是一问三不答！”
“不说拉倒。你还真以为我想知道她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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