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没有。他从来都没向我道过歉，也没感谢过我。也许他真去过东大街，谁知道。我没有揭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希望他为此感激我，也说不清楚此刻是否讨厌他。任何人都可以从高棉的院子里出来，也可以从任何人的院子里出来，只要他们愿意。但是就此开始我不愿意和他多搭茬。本来我就不是个话很多的人，尤其这一年。
但是我开始留心很多事。比如父亲提到高棉，或者他从高棉的门楼里走出来，甚至他经过那个小门楼。实话实说，那次之后，我只看到过一次父亲从她的门楼里走出来，就是高棉死去的那天。他拎着出诊箱急匆匆地跑进那个院子，后来垂头丧气地走出来。他没救活高棉，死亡打败了她，同时打败了我父亲。偶尔看见父亲走到那个小门楼前，我的心总会咯嘣一声停止跳动，等他走过去之后再接着跳。好在我看见的几次他只是经过。
高棉死去之前，在那个雨季里，除了该死的雨，母亲认为和花街一样该死的就是高棉。母亲和父亲经常吵架，她听到一些传闻，尽管是捕风捉影，母亲宁信其有。她觉得父亲出入高棉的小院次数多得有点过分，街坊邻居放出风，那是因为大家都看不下去了。父亲就解释。和母亲吵架他从来都是解释，就像在做判断改错题。
父亲说：“你看，我是医生，就是一只猫生病我也不能袖手不管，何况是人。”
“那些野猫整天竖着直挺挺的尾巴到处跑，没见你管过。”
“它们没请我。再说，我还不知道猫挺直尾巴是不是一种病。”
“那女人请你了，”母亲用鼻子嘲笑他，“你知道是什么病了？”
“知道我不是早治好了嘛。”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练习绕口令。经过常年的争吵，他们早就具备出色的口才。他们认为我越来越没出息，很可能就基于这一点。我越来越沉默，都不像他们的儿子了。母亲也只能争吵一下，她拉不下脸来去跟踪父亲，也不能去那女人那里对质。也许父亲就捏准了这个，所以总是息事宁人地解释。
说一个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事实，那就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父亲是否和高棉有过，那个，你知道的。现在父母正缓慢地走在他们的后半生，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在某个时候说起高棉。作为儿子，我不能去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使母亲对一切其实了然于胸。关于高棉，我知道的不比十四岁时多一点。
父亲三天两头在诊所里翻他的大部头医书。那可是梅雨天，不下雨身上就开始黏乎，没病人的时候他就把衬衫敞开，一边查书一边挠前胸和后背。按他说的，一直没诊断出高棉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扁鹊、张仲景、李时珍都没见过。父亲弓腰趴在书上，头发乱了。
花街上的家具和棉被开始长毛，衣服晒不干总有一股难闻的怪味。那天父母出去，我坐在门槛石阶上看着对面墙上的青苔两眼发直，高棉来了，听不见脚步声，但我闻到一股散淡的玉兰花的香气，神经质地一扭头，她已经到了我跟前。她穿了一件我从来没见的衣服，左胸前照例有一朵小玉兰花。我想站起来的时候她的手已经碰到了我的头，她笑了笑，因为她的手我就那么半弓着站着，直到她跨过门槛进了我家，我才站直了。她尽直进了诊所那间屋，穿拖鞋和一双淡紫色的袜子。我跟进去，她已经开始在药橱里拿药。一小瓶一小瓶地拿。
“你找什么药？”我问。
她转过脸看看我，“我认识。”
她拿了五瓶。然后转身就走。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跟上去问：“你拿药干吗？”
“吃。”她说，又笑笑。我觉得玉兰花的香气是从她的酒窝里散发出来的。“别跟你爸说。跟谁都别说。”
我又问：“你拿药干吗？”
她腾出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耳朵，我立马感到整个人绷紧了，耳朵热起来，慢慢透明。她已经到了街上。我摸着耳朵，忘记了她的脸刚刚是否亮起来过。
我坐在门槛上睡着了。天开始落雨，父亲跑到门口的时候花街上已经喧闹起来，下午五点，飞马牌挂钟精神抖擞地响了五下。父亲语无伦次地说，出诊箱，出诊箱。诊所里稀里哗啦一阵，父亲跑出来，门槛差点把他绊倒，眼镜摔到地上。捡起来只剩下一个镜片。父亲就戴着一个镜片的眼镜继续跑。我从来没见他如此没章法。我看见父亲在那个小门楼前消失了。很多人都往那里跑。我头脑嗡地一声，撒开腿也往那里跑。
高棉死得很难看，嘴角堆着白沫，衣服上的玉兰花也弄脏了，身体扭曲，旁边放着五个小药瓶。她以为这些药可以让她体面安静地死掉。父亲把急救的法子都用了一遍，高棉的身体还是扭曲着，已经硬了。她是凉的。房间里的日光灯开着，她的脸是灰色的。玉兰花的香气断掉了。父亲颓败地蹲在尸体旁边，灯光打在眼镜上，闪亮的那只眼好像不存在一样。
因为没有人知道高棉家在哪里，无法通知家人，这样的天气尸体又不能长久停放，最后由花街的头头和派出所出面，当天夜里火化。第二天一早葬在了河对岸的公共墓地里。下葬时我没去，我躺在床上没起，做了一夜恶梦，累得我腰酸腿疼。恶梦里的所有天气都是阴的，不刮风就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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