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后来你嫂子不哭了，抹抹眼泪站起来，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明天我去要！”
“要来了？”
“没有。”
“这个陈山，”我呵呵地笑，忍不住也骂了他一句，“狗日的。”半天又想起来那钱，就问张火焰，“嫂子就没再去要？”
“去了。第二次去要，就没回来。”
我一愣，“没回来？”
“被抓到派出所了，现在还关在里面。”
我觉得这事弄大了。我们那里忌讳公安局、派出所，就是一个戴大盖帽的去谁家走亲戚，远远的都有一大群人头碰头瞎嘀咕，猜是不是这家里谁犯什么事了。
“狗日的说她聚众闹事，打电话给派出所，就抓去了。都七天了。”
火嫂第一次去要钱，气冲冲地闯进陈山的办公室，二话没说就站到他面前。火嫂说，陈山，你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陈山说，嫂子亲自来了，不管干什么都是让人高兴的事。他站起来，让旁边的人给她搬椅子倒茶，他说他去个厕所，马上回来，回来跟火嫂好好聊聊天。陈山还当着火嫂的面拽了几圈卫生纸，但他出了门就没再回来。半个小时后，陈山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镇上的哪个领导紧急找他，他已经在去镇政府的路上了。他让手下人好好照顾火嫂，或者火嫂先回去，下次再聊也行。火嫂知道他躲起来了，更来火，第二次去就多了个心眼，私下里先找了八九个工人的老婆，约好了一起去要。
十个女人的队伍就壮观了，结结实实把陈山堵在办公室里。开始那几个女人不敢说，火嫂一个人声讨喊冤，她声情并茂，很快就把其他女人煽动起来了，大家一起要，乱糟糟的唾沫横飞。陈山有点有点扛不住了，他发现她们逐渐动用了骂街的本领。更要命的是，那些女人的丈夫纷纷从岗位上跑过来，老婆没来的工人也跟着跑过来，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堵在门口吵吵嚷嚷，最后有人甚至声称，再不给钱就都不干了，不干还是次要的，还要闹事，还要打砸抢。陈山脸都黄了，暗示手下的赶紧给派出所报案。
稀土厂离镇上的派出所不到十里地，十分钟警车就开过来了。别人都后撤准备跑，火嫂跑不了，反而硬气起来。就被当作闹事的主犯抓走了。陈山也希望派出所赶快把她弄走，再闹下去他也收拾不了了。据说火嫂被拷上车的时候愤怒得披头散发，大骂陈山猪狗不如，她还说，除非蹲一辈子大牢了，否则她还会来要，不给钱死也死在他门上。
“你没去找陈山？”我问张火焰。“先把人放出来再说。”
“找了，狗日的说派出所归所长管，他也使不上劲。不是有本事闹么，找他干什么？狗日的连点人味都没了。”
“派出所你去了？”
“昨天又去了一趟，人都不让见。说等所长出差回来再作决定。”
“孩子呢？”
“送到他姥姥家了。”张火焰声音低下来，抓了一只蚂蚱，把还在半截烟头对着蚂蚱的脸一点一点烧。那蚂蚱疼得只哆嗦，一个劲儿地蹬腿，把张火焰的手划出一道道细长的白痕。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狗日的。”
“慢慢来，”我跟张火焰说。“烟呢？我来一根。”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张火焰，派出所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当官的朋友更没有。惟一能做的就是去找陈山，但我知道还是一点忙都帮不上，陈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吃了几只烧蚂蚱就打哈欠想睡觉的陈山了，而是什么狗屎稀土厂的少东家。我还是决定明天去见见他。
“还能怎么样，”张火焰笑了一下，皱纹在脸上聚集一下又散开。他长我两岁，看起来却比我大十岁也不止，头发乱糟糟的，衣服是脏的。“听说你要把叔婶带到城里去？”
“有这打算，可爸妈他们不愿去。”
“有好日子为什么不去过？叔婶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呀。”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不老才不愿去。我爸说，这才多大，就去给你添乱，你在城里闯荡也不容易。我妈说，不去，别说不老，就是老了也不去，地怎么办？水稻和小麦谁来管？”
“婶儿这辈子还没把地种够啊？你看看，今天水稻这个病，明天小麦问题，粮食卖不出个钱，化肥农药又贵，假的还多，二亩地倒种个稀罕！”
“我也这么说。他们也明白，可就是不答应，觉得种了一辈子地了，离不开。”
“这还不好办，”张火焰又递给一根烟，帮我点上。“你把地送人不就完了？”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爸妈离不开，还不是这二亩地。起码不用整天挂在心上。
“要不，就送给我？”张火焰的脖子一下子伸长了。
“好，就送你。”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我过来就是想看看这块水稻地。”
我们家的水稻田在张火焰家的东边，我能看见无数的蚂蚱从稻叶间跳出来，它们踩着被咬成锯齿状的叶片载歌载舞。根据那些消灭不尽蚂蚱，不难想像秋天里可怜的收成。
“就怕你做不了叔婶的主。”张火焰意味深长地吐出一口烟。
“我就做一回给你看看。”我知道只有这样不可商量，爸妈才会答应跟我过去。
“好，说定了！”他噌地站起来，顺手抓起网兜的长柄，“我现在就去你家地里抓蚂蚱，说错了，是我家。”他走了几步又回头拿蛇皮口袋，然后大步走向我家的水稻地。我看着他往前走，然后看见他转过身，对我喊：
“晚上来我家喝酒！有好酒就带两瓶，没有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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