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过后，赵星给了姚丹一千块钱作为报酬。姚丹不要，理由是，难过说到底都是自己的，她觉得人这辈子不容易，想哭就哭了。赵星不答应，这也是花街的规矩，若不接受，老头子去了那个世界也是不安心的。没办法，姚丹只好收下了。
老赵的死为姚丹留下了好名声，她竟然哭得那么好，货真价实的儿媳妇怕也赶不上她的悲伤。在我们花街那地方，多少年了，想找这么一个能够尽心尽职地哭丧的合适人选太不容易了，都是事情来了，随便找一个搪塞了事。只有姚丹体现出了想当的敬业精神。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春节前，理发店杜小丁的娘去世，杜小丁的大姐在海南没能及时赶回来，死人又不好留在家里吃饺子，必须赶在除夕之前下地。杜小丁决定请姚丹当一回他大姐。姚丹开始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别人的儿媳妇都当过了，一条街上的，不能厚此薄彼。又答应了。她又哭得很好。然后不得不接受杜小丁给的八百块钱报酬。
接下来事就多了，挡都挡不住。不仅是一条花街，就是两边的东大街和西大街，遇到了人手不够都过来请姚丹。第一个推不掉，第二个推不掉，第三、第四就更推不掉了。在别人眼里，姚丹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专事哭丧的人，葬礼举行的时候哭上一哭，然后接受可观的报酬。
对此我母亲曾试探性地问过姚丹，母亲说：“这么做下去合适吗？”
姚丹说：“有什么不合适？找到一个可以大哭一场的地方也不容易。”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家来了客人。那个人穿一身警服，戴着我从小就梦想的大盖帽，眉眼粗大，满脸都是胡茬。他从水上来，搭乘一艘过路的小船。我正在石码头上打捞水上飘来的小玩意，木头片什么的。他向我走来，几步外我就闻到一股新鲜的水味。他向我打听父亲的名字，我用树枝指指我们家的饭店，带着他进了饭店。
他们像老朋友那样握手。我听到大盖帽说：“可以找个地方谈谈吗？冯大力的事。”
父亲带着他上楼。我跟在他们后面，我喜欢他的大盖帽。
刚坐下，大盖帽就说：“冯大力死了。”
父亲手里的茶杯差点掉下来，“你说大力怎么了，老贾？”
“死了。越狱逃跑时被巡警击毙了，他差一点就翻过了墙。”
父亲的那杯茶最终没有倒完，坐到了大盖帽对面的椅子上。“怎么会这样？上次我看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他越狱，”老贾又重复了一遍。“都怪我，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他早就跟我说过，他想回家看看，他一直觉得家里出了事。”
“没出什么事啊，”父亲说。“她们娘儿俩都好好的。我回来后就让姚丹给他回信，他没收到？”
“没有，差不多两年了没收到一封信。大力都快急疯了，常常半夜里一个人哭起来。”
“大力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好像含含糊糊说过一点，”老贾说。“说花街这地方不干净，很多女人都靠身体吃饭。他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父亲抓了抓头发，对我说，“你到楼下去玩。”
我刚要下楼，老贾说：“是不是把姚丹找来？她是当事人，大力的后事还要她来处理。”
父亲想了想，对我说：“去把姚阿姨找来，别多嘴，就说我找她有点事。”
我一路小跑到了青禾家，姚丹正在洗脸，过一会儿准备去西大街的一个葬礼上为人家哭丧。她让我先走，她随后就到。
我说：“不，我等你。”
姚丹笑了，笑有些干，好像已经不习惯这种表情了。
去我家的路上她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没事，又说不知道。可我的两条腿老是出问题，走路突然不利索了，两条腿总打架。我闭紧嘴巴，不让自己再开口说话。
我把她领上楼。姚丹看到老贾坐在那里，整个人剧烈地哆嗦了一下，僵硬地站在门口不进来。屋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老贾，父亲，还有母亲。母亲上前把她搀进了房间。
房间里的沉默让我恐惧，我觉得身上有点冷。我把脸转过去，看到了阳光底下完整的花街，青砖，灰瓦，高瘦的房屋和门楼，方方正正的一个个小院和院子里的老槐树。还有姚阿姨家的小楼。这是白天的花街，看不见在风里摇动的小灯笼，也看不见那盏诡异的红灯。后来我听到老贾说：
“大力死了，越狱逃跑被击毙了。”
“他，死，了？”姚丹说得很慢，不像阳光底下发出的声音。“他，为，什，么，要，越，狱？”
“他想回家看看，”老贾说，“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了。”
母亲叫起来。我转身看见姚丹像件衣服一样慢慢落到地上，松散地摊成一堆。我觉得她一下子老了，脸上似乎现出了灰扑扑的笑，冰凉的，整个人则和她的目光一样，突然间空空荡荡。
“姚丹，你怎么啦？”母亲摇晃着她。“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姚丹！”
姚阿姨似笑非笑地斜坐在我家二楼的水泥地板上，两手软软地支撑着自己。母亲急切地摇晃她，像在抖动一件衣服，姚阿姨的脑袋跟着母亲摇晃的节奏轻易地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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