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宣判我死刑。布莱克大夫高估我了，果真通透达观了，我还看什么《生死书》？但我突然就放松了，有结果了。五个月来，在生死线上走钢丝，两头音讯茫茫，人反倒被吊了起来，以为努力就真的有希望。现在好了，置之死地的生，我知道了自己的去向。我从床头阿瑟·米勒的戏剧集里，找到您刊登征求匿名临终遗言广告的那一页《纽约时报》，开始写这封信。
感谢先前的1号床病友，一个瑞典老先生，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两周前的下午，他递给我一张刚看完的《纽约时报》：瞅瞅，没准用得上。他指的是您登在报纸上的一个小广告：
征集匿名临终遗言：如果您在临终前仍有话不能说，请将您的秘密和心愿匿名托付于我，天路迢遥，上路尤需轻装。不要把它们带去天堂，它们属于这个尘世。我会善守它们，务请放心。来信请寄：灵魂保险箱收，纽约×××××××邮政信箱，邮编×××××。
瑞典老爷子一向幽默，他是真正通透达观之人，没事就跟我们开生死攸关的玩笑。他七十八岁，五十二岁那年横穿马路被摩托车撞了，差点没活过来；康复后，觉得每过一天都是赚的，生意不做了，老板不当了，迷上了哈雷摩托，每年都要约上哈雷车友横贯两次美国。他经常跟我秀车队的照片：一群想明白了的贪玩的老头老太太，武装到牙齿，浩浩荡荡地在高速上穿行。他是车队的头儿，摩托车后座上除了简易的行李，还插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指哪打哪。七十七岁这一年，骑到内布拉斯加州奥玛哈市，停下来咳了血。他坚持回纽约才进医院。
我们在病房里给他过了七十八岁生日，离开病房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老爷子给我报纸看时，说，你是文化人，有话可以写出来。我问他，您有瞒报的军情吗？他说，嗨，我那点黄历，说出来你们牙酸。昨夜倒是做了个好梦，我第一个女朋友变漂亮了，那真是美如天仙，不骗你们。她招手让我再去找她。
她在哪儿呢？
五年前死了。
病房陡然安静下来。后半夜，我们都在睡觉，老爷子悄没声息地去找她了。死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应该是找到了。我把那张《纽约时报》折好，夹进了书里。
这封信应该端庄地坐在书桌前写，用英语。但没办法，我太太不同意我出院。她相信科学既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就有可能在我身上也显一回灵。她不听任何绝望的话，也不做任何绝望的事。我只能待在医院，见缝插针地写。太太在身边肯定不能写；太太不在，医生和护士更不允许我劳累，书看得久一点，他们也会说，不要命啦？我该回他们，想要要得了吗？刚开始住院，我还准备写本专业上的书，有空就往卫生间跑，坐在马桶上列提纲、做札记，慢慢也被迫放下了。我知道他们为我好，这段时间我的确很容易疲劳，睡个觉有时候都觉得累。我还是想写。那好，我就把书挖个洞，装作看书划重点写眉批，他们一出现，我就把信纸塞进洞里。
对一份遗言来说，没什么比坟墓与它更般配，这个洞就是它的坟墓。
我先用母语写，以便把事情说得更清楚。如果剩下的生命不足以让我把它译成英文，那只能麻烦您请人翻译了。当然，您也可以当成天书来看，理解与否都不重要。这世上不缺一份遗言，也不缺一个故事。它只对我有意义；或者说，仅仅是把它写出来这个仪式，对我有意义。对一个尚且苟活的人有意义。死亡是空白和消灭。
所以，这个故事从哪里讲起，并不重要。我是一个剧作家和导演。我编排过很多实验戏剧，但我从来不敢做一个实验把自己编进戏里，更不会上台表演，戴面具也不行。我喜欢躲在后面，让他们替我说话。不是羞怯，而是恐惧，被当众揭掉面具、戳穿真实身份的恐惧。心理学认为，逃亡的人通常如此。心理学说对了。我从中国逃到了美国。
一九九四年，我本科毕业保送研究生。但在读研的第一年，我还是偷偷地考过托福，申请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导师对我很好，视若己出，但我不得不离开。导师问为什么，我说我心神不宁。导师是位老先生，纯正的读书人，以为我功名心重，非喝洋墨水镀洋金不能平息我在这个世界向上攀爬的欲望，就放手让我来了美国。他老人家哪里知道，我待在国内，对历史和现实了解越多，就越发不安，待下去只会积惧成疾，不可收拾。离开那个语境，若蒙上天垂爱，也许可以让我稍能有所忘记。
这个人叫余佳山，我堂哥。除了生养我们的偏远的余家庄和余家庄所属的兰水乡，没有人知道余佳山是谁。余家庄和兰水乡太小了，比例尺稍微大一点的市级地图上，它们都没资格占据一个黑点的位置。但那几年，我们兰水乡所属的海陵县，但凡没有堵上耳朵过日子的人都听说过，兰水乡的余家庄抓到了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
此人不仅在北京参加非法集会，混在一群首都的大学生里，冲在第一线。他从善良的首都市民手中骗吃骗喝，肚子盛不下放兜里揣着，住宾馆就说一句“我是北大的”，免费。被戳穿后，他狼狈逃窜回乡，即便穷途末路，还不忘夹带反动传单。我公安机关正是在他床铺的席子底下搜到的传单，多达二十份。铁证如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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