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为“先锋”招魂
——看叶勐的三个小说
遗忘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得跟它做拉锯战，但依然有东西一直不能被想起来。比如先锋文学。翻开当下的小说文学期刊和小说书籍，你很难看见先锋文学的影子，尽管很多人在一遍遍重申1980年代，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理想主义年代。你说你的，我干我的，1980年代成了一个怀旧的谈资，跟当下扯不上关系，而先锋文学作为1980年代的主角，同样变得抽象，充其量能被写作者挂到嘴上，进不了脑子和心里。这就很奇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能理解；但此时代与彼时代根本搭不上界，我也不相信。先锋文学有很多的不是，这没问题，但是先锋文学那种执着精进的艺术创新和进取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即使1980年代结束了，即使新世纪来临了。可是放眼望去，一个个全是暖洋洋的过日子场面，拿小温暖当大境界；一个个全是紧贴鸡毛和蒜皮的棉花套一样琐碎的故事，把烟火气做挡箭牌。且不说创新的、超越的、精进的小说难找，就是别致一点的小说也很稀罕。我们连玩点花样的冲动和耐心都没了。
这时候看叶勐的三个小说，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先从《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这么好》说起。我喜欢这个小说，但不喜欢小说的题目，它提前暴露了这个小说有技术化和游戏化的倾向，尽管看上去挺可爱。小说叙述了一篇小说的形成过程。那个叫于力的人，信誓旦旦要写出一个好东西，为此不惜辞职偏安乡野，过一种折磨自己也折磨朋友的生活。折磨自己是因为，他发现为了一个小说他得忍受寂寞、无聊，忍受身心俱老的恐惧，忍受自我怀疑和否定之否定。而对朋友来说，“我”得长久地竖起耳朵关注远方的声音，他成了一处找不到确切位置的皮肤之痒，因为解决不了反倒更加揪心。而在此之外，一只名叫马丁的小狗和“我”女朋友其实才是主角，是中场发动机，没有这一人一狗，小说的题目怕得改成《为什么这篇小说写不下去》了。马丁的“力比多”问题和于力的写作，两者都涉及释放和创造，成为“我们”争论的焦点。如此对应，或者说互文关系，是叶勐三个小说中共同的套路：《蒋红妙》中蒋红妙与李先生的故事对应蒋红妙和“我”的故事；《一半，一半》中张晓涵和李建设的彩票故事对应李平和古丽的彩票故事。
接着说于力。此人面目有点模糊，原因之一也许是，他的举动在当下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所以不得不抽象。不合时宜往往令我们的想象力捉襟见肘。但恰恰就是这个如同影子一样笼罩着整个小说的人，让整个小说产生了当下絮絮叨叨的现实主义小说所无法生成的意蕴，于力提供了小说的一极，另外两极分别为马丁和“我”女朋友，三个板块错位时形成的夹缝，才是小说古怪的意蕴的源头。
如果按图索骥，不难在这个小说的尽头看见博尔赫斯和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故事里套故事，然后里应外合，所以小说结尾“我”得跳出来临门一脚，因为“结尾还是要由我来负责，我将冲进院子，一脚踢开房门，冲上二楼的房间，一拳打在你的脸上，然后对你说，于力，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这么好”。如何让于力把小说搞成一场行为艺术，让叶勐煞费苦心。
和《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这么好》相同，叶勐在另外两个小说里都动用了“先锋”的遗产，比如故事的对接，比如对元小说的借用。这种比较技术化的活儿，做不好特别显匠气，相对来说，《蒋红妙》处理得要比《一半，一半》好。且看《蒋红妙》中的几段：
说到这里，我才想起李嫂原来是有名字的，既然李先生已经去世，而人家又已经是“富婆”，所以我们不太方便再这样称呼下去，更何况，人家的名字还那么的仪态万方，不叫一叫实在是可惜了，所以，后面我们开始直呼其名——蒋红妙。
在开始关于我的叙述之前，我想我有必要澄清两点：1、我不是李先生，他也从没附过我的身，至于那些只是蒋红妙的说法。2、我不是“鸭子”，我只是一个喜欢泡吧的无聊之徒。
按说，既然蒋红妙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本文便该结束，但我此时却对李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此蒋红妙一直不愿提及，但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她还是说了，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把它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蒋红妙按：老李出事的地方是家的方向，由此可见，此猜想成立，也由此可见，老李是个好同志。后来，我们沉默了很久，我们决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以纪念这个好同志。李先生，我们怀念你。
我不厌其烦地征引了四段，不只为了证明叶勐确实动用了元小说，更想说的是，叶勐用得圆润、及时，用得非常聪明，六千多字的短篇因此摇曳生姿。还没完，因为从这四段文字里，当然还有三篇小说里，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当下的写作中，如何与“先锋”的遗产实现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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