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愿望里，其实是希望能在一个小城市生活，读书、写作、工作，过懒散的日子，时光的速度到自行车为止，如果能回到骑驴过长安的年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我又受不了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出走的欲望继续折磨我。那么好吧，最痛快的出走莫过于连根拔起，我去别样的地方生活。我总以为我在教书的学校里不高兴，消息闭塞，没有人聊文学一文学在那里，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事业。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小说写到哪儿了，写得怎么样。我常觉得自己是在世界之外写作。
新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消息总是和我们没关系，的确也没关系。我不看电视不读报纸，只看着自己和周围的人和小城一块成长。我们过着缓慢的生活，从经济发展到学术研究到我的写作到我兼任的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工作，以及从最初每月四百五十块钱渐渐涨起来的我的工资。对，我还兼任系团总支书记。前团总支书记出去进修了，系领导让我兼着，每周至少要开两次会，先听学校和系里的领导布置工作，再把工作向学生布置下去。我不擅长开会，在会场总觉得生命漫长得令人生厌，所以给学生会布置工作时，一二三短平快，说完散伙。在兼团总支书记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缺少一心二用的能力，所有跟文学、教书无关的事，都让我手足无措。一个人的兴奋点只会越来越少，而世界越来越大，我必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些必须放弃，有些必须抛弃，走为上计。所以我考了北大的研究生。
现在回头想两年的教书生活，早不是当年的激愤，回忆里充满运河边温暖的落日阳光。现在我经常回到那座城市，去战斗过的地方见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喝酒聊天，借辆自行车一个人沿运河瞎逛。我还是喜欢自行车的速度。那时候不知道，这座城市已经部分地培养了我的文学趣味，决定了我小说里的重要故事和场景，已经给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在水路之间，在现代的边缘。我一度坚信它在世界之外，其实在世界之中，乃至世界的正中。那两年是充满“事情”的时光，塞得满满当当，因为在我的回忆和重游中，细节越来越丰盛，让我觉得，我实实在在地“生活”过。毕业时对新生活的焦虑已经不在，硬着头皮进人了你会发现不过如此，剩下来的就是顺其自然，当然，焦虑又会来自另外一些问题。
2001年，如果把这一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那么我可以说，我进入了“新世纪.com“时代，这一年我终于有了一台电脑。386，十四英寸显示屏，主机里的零件来自很多台更破旧的电脑，内存小得装不下一个像样的游戏。花了一千多块钱，三个月的工资，卖主是学校设备处的一个电脑维修人员。他把我带到报废品仓库里，指着一堆垃圾问我喜欢哪一个显示器、哪一个主机箱，几天以后他把我钦点过的东西拼在一起，说，看，跟原配的一样。几年以后，我在北大听到一个真实的段子，有学生想买二手自行车，在三角地贴出求购信息，很快有人找上门，带他去教室和宿舍前后的车棚里看，问他喜欢哪一款；第二天，他指认的那一款就到了他面前，不仅是那一款，完全就是那一辆。我把这个段子用进了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设备处的同志为了表示他的慷慨，多送了我一个鼠标。后来有朋友鼠标坏了，我把多余的那个送给他，被大大嘲笑了一通，如此低级的鼠标也好意思送人。当时我对电脑知之甚少，除了开机、关机、打字和基本的文档处理，啥也不懂。不过我总算有了电脑，成了一个靠敲键盘来写作的人。
感谢386，它让我更清醒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写作者，直到现在。此刻我在迅捷高效的笔记本上写作，若这电脑通灵，在我叙述它的前辈近亲时，是否也会为这其间浩荡的近十年的光阴发出感叹？386之前，我在大白纸上写，信笺纸我用反面，坚决不用线条和方格纸，那让我觉得不自由。但投稿还是要工整地誊抄上稿纸，我是一个老实的文学青年，辛辛苦苦誊好一叠稿纸寄到编辑部，自由来稿，接下来等待石沉大海的命运。我总以为人家不用的原因只有一个，看不上，于是继续埋头看书和磨炼。不知道还有自由来稿可能根本就不看这回事。我以为就像写作者要写一样，编辑有什么理由不看稿子呢。
好在从1997年开始正儿八经写小说和投稿后，我已经习惯了无声无息的消失，也习惯了检点和讨伐自己，凡事先问自己为什么，总不会错。这是美德，多年后尝到了甜头，因为自我怀疑我戒除了浮躁，扎出了看得过去的文学马步。对艺术而言，基本功不仅仅是起点，很可能也预见了终点。
北京风沙很大，传说中的沙尘暴我头一次去就赶上了，大街上到处可见头蒙纱巾匆忙赶路的人，我怀疑自己置身于阿拉伯的人群中。考北大之前我没来过北京，坐大巴进北京时天已经黑了，一路华灯，漫长的环线高速，我在想北京到底在哪儿啊。从未谋面的朋友到车站接我，我住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的宿舍里。第二天风起，尘沙漫天，世界像盘古开天前一样混沌，我这个江苏人哪见过这样的白昼，很快就糊涂了。朋友送我到北大有事先回去了，回北航我一个人走，车坐反了，越走越远。那些头戴纱巾走路的人哪，我的嘴唇发干，牙齿间尘沙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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