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明白。我想把那房子卖了，买个平房住，低一点的小板楼也成。她骂我神经病。就吵。一吵鸡毛蒜皮的小破事就全出来了，就离了。离了，也很好。”
现在我住的是老式的六层板楼，没有电梯，楼道宽敞，我和老周面对面住在四楼。老周新房子的油漆味跟着风往我屋子里跑。我对这栋楼没有概念，不知道一共住了多少人，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单元也不清楚。但从每天上下楼看见的一张张脸来计算，应该不是很少。我记住的没几张。
“人和人之间不应该视同陌路，”老周语重心长地说，他那样子像教授，“等我住进来，我要和所有人打成一片。我要让摞起来的生活摊平了，大家和和美美地过。”
“乌托邦？”
“没那么高深。就是——”他正说，嘭的一声，风带上了他敞开跑味的防盗门，老周跑过去开门，在走道里大声接着说，“就是，让大伙儿都放松点，自然点。”
老周的防盗门质量相当好，全铁皮包裹，所以撞出的声音才这么大。他说他不喜欢什么防盗门，防谁呢，整天在猫眼里往外瞅，防来防去，贼没来自己倒像个贼了。可是，这也是他曾经批判过的，你都买不到防盗门之外的其他像样的门。没办法，他是被迫“防盗”。
今天聊了两个小时，他走了，我抽了两根烟才静下心来，正打算看几页书，楼道里又有了动静，乱糟糟的说话声和号子声从底下往上来。小心点儿。别碰了。一二，转。一二三，走。有人搬家。这栋楼据说曾是某部委家属楼，很多年前住的都是一些小官，后来这些小官熬大了，相继有了更大的房子，这楼里就只剩下几户爬不上去的小官，和中官不愿意要的父母。前者如今都已退休，后者更是垂垂老矣，除了散步和下楼买菜，基本上过着闭门不出的隐居生活。空下来的房子都在出租，一拨又一拨年轻人在住，单租的，合租的，楼梯上浮动的都是新鲜的脸，全板着，行色匆匆。生活很忙，他们每天上班加班，花很多时间挣很少的钱，早上下楼时一手面包一手袋装牛奶，边吃边走，晚上回来拎着现买的馒头和方便面，有时候也会有两瓶啤酒，酒瓶子从不丢在门口，因为攒起来能卖钱，一个啤酒瓶两毛，小区里收垃圾的一直这个价。因为房客不固定，楼里住户流动人口就多。三天两头有搬进搬出。
2
刚入六月，老周搬进了新家，我们依然有空就凑一块聊天。我去他家，他的阳台大，坐藤椅上喝茶可以看见外面的中关村大街。车来车往拥挤繁华，时刻觉得自己是坐在现代化的北京。我叫他老周，周什么不知道。就是个邻居，没必要打听那么细。我们继续谈那个不是乌托邦的“乌托邦”问题。我很有兴趣，它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生活，在乡村，一碗饭吃了半个村，回到家碗里还是满的，各家的菜都有。能让我回忆的东西我一般都认为一定不是太坏，所以这段时间我重读了不少相关的书，比如《乌托邦》，比如《理想国》，比如《桃花源记》和《瓦尔登湖》，系统地回顾了圣西门和沙尔·傅立叶，甚至特里莎修女的著作和传记，等等。但是他们很远，而老周很近。这是我愿意和老周聊天的原因。
“咱们谈的不是你那个乌托邦问题，”老周再次强调，“是活得自然、放松的问题。”
我说：“是。请继续说。”
但是老周到此为止。他只能说这些。他没看过《乌托邦》《理想国》和《瓦尔登湖》，也不知道圣西门和沙尔·傅立叶，特里莎修女也只是无意中在电视里看过她的一张照片。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周通过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意识到了大家应该放松点、自然点，别那么紧张如临大敌。这让我有点仰视他，很少人有能力在都市生活里深刻地发现这一点。
“我跟你讲个故事，”老周说，“去年我坐卧铺火车去苏州，有两个包厢里聚着七八个北欧人，他们自行组织的一个旅行团。晚上他们喝啤酒聊天，我去打开水，路过他们包厢，好几个人对我举起了易拉罐，跟我哈啰，让我也来一罐。我说谢谢，我只喝水。快到车厢尽头时，看见一个北欧的老太太洗漱回来，她看见我，像朋友一样笑一下。我心里一惊。”
他停下来。我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卖关子。
“我惊什么？惊的是陌生人对我笑。你一定会说多大的事，不就笑一下嘛。没错，就笑一下。就是陌生人要请我来一罐。我见过外国人，我不老土，我没有崇洋媚外。我的意思是，你想想，在北京，在火车上，你遇到过陌生人自然地对你笑一下吗？你过路的时候，有人热情地邀请你喝两杯吗？我是说在北京。反正我没遇到过，除非他喝高了。没有人对我笑，除非他不怀好意。我也不会对别人笑，更不会邀请陌生人喝酒。我们总要防着周围人，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睡觉时要塞在被窝里。我们不和陌生人说话，旅行如同打仗，时刻准备掏出枪来自卫。说实话，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笑，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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