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默跟着一条水迹进了花街，多少年来都这样。三轮车的前轱辘压着曲折的水线慢腾腾地向前走，走到榆树底下，拎桶的人继续向前，老默停下了。他把修鞋的一套家伙从车上拿下来，一样样井井有条地摆好摊子，然后闻到了蓝麻子家豆腐脑的香味。他扔下摊子循着香味来到豆腐店里，在柜台里边固定的靠窗的长条凳上坐下，对着热气升腾里正忙活的麻婆说：“一碗豆腐脑。你不是知道么，香菜多多地放。”然后对从豆腐缸后走出来的蓝麻子说，“生意好啊，麻哥，老默又来了。”蓝麻子给他抹一下桌子，说：“馒头带了吗？”
“带了，”老默从口袋里拿出昨天晚上买就的馒头，生硬地掰开，“麻哥你看，冷了吃才有馒头味。”
麻婆一直不说话，只有蓝麻子陪着老默天南海北地瞎说一通。吃过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老默就一头大汗，抹抹嘴递上钱，开始向蓝麻子和麻婆告辞，一路点着头往回走。他从不在豆腐店里呆长时间。走过我家的裁缝店时，不忘和我祖父祖母打个招呼，说两句天气什么的无关紧要的话。回到榆树底下他的修鞋摊子前，在小马扎上坐下来，摸出根香烟独自抽起来，等着第一个顾客把破了的鞋子送过来。这时候花街才真正热闹起来，各种与生活有关的声响从各个小院里传出来，今天真正开始了。懒惰的小孩也从被窝里钻出来，比如我，比如蓝麻子的孙女秀琅，比如老歪的孙女紫米。
我和秀琅、紫米常在一起玩儿。走过修鞋摊子时，我们都会停下来摆弄那些修鞋的工具，锤子、剪子和修鞋的缝纫机。老默一点都不烦，做着示范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我们偶尔也会冷不丁地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他每天都来花街，我们的鞋子可不是每天都坏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有时候他在树底下坐上一天也修不上两双鞋，多数时间他都在和我祖父他们聊天，或者一个人干坐着吸那种味道刺鼻的卷烟。
“习惯啦，”老默笑呵呵地说，“就跟走亲戚似的，看到小寒、秀琅和紫米心里就踏实了。”
他常常会给我们三毛两毛的零花钱，让我们去买糖吃。我不要，我祖母不许我拿老默的钱。紫米也不敢要，老歪不喜欢她吃零食。老默就给秀琅，说好孩子，爷爷给你的钱就拿着，买点铅笔、橡皮和糖豆，别忘了分一份给小寒和紫米，听话，拿着。秀琅就乖乖地接住了，有时她不要，不要老默也硬塞给她。
老默在花街修鞋有些年头了，我记事起他就坐在榆树底下。谁也记不清他是哪一年哪一天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花街太小，要修的鞋子不多，每天都来就有点浪费了。所以我小叔有一回在吃饭的时候说，是不是老默看中我们花街上的哪个女人了？说完小叔自己就笑了，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好笑。但他还是被祖父骂了一通。
“瞎说，老默都多大了！”祖父说，“人家老老实实挣着血汗钱，怎么会随便去招惹那些小院里的女人。”
祖父说的小院里的女人是指我们花街上的妓女。花街，听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后来我从祖父祖母和街坊邻居那里逐渐了解到一些花街的历史，发现这个名字的确与妓女有关。几十年前，甚至更早，这条街上就住下了不少妓女。那时候运河还很热闹，往来的货船和竹筏子交替在运河边上的各个石码头上靠岸，歇歇脚，采买一些明天航程必要的食物和用具，也有一些船夫是特地下船找点乐子的。那会儿的花街还不叫花街，叫水边巷，因为靠近小城边上最大的一个石码头。下船的人多了，什么事也就都来了。水边巷逐渐聚集了专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租住水边巷某一家小院的一个小房间，关起门来就可以做生意了。生意越做越大，名声就跟着来了，运河沿线跑船的和生活无忧的闲人都知道石码头边上有一条街，院子里的某一扇门里有个鲜活动人的身体。花钱找乐子的慕名而来，想卖身赚钱的女人也慕名而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花街的外地人多于本地人，祖父说，当初花街人的口音杂啊，南腔北调都有，做衣服都麻烦，他们一人一个口味。水边巷的名字渐渐被人忘了，就只知道有一条花街，后来干脆花街就叫花街了。
现在的花街已经比较干净了，上面规定不准女人用身体挣钱了，而且那种行当也出不了大门。但还是有，只要这世上花肠子的男人还有，妓女就绝不了种。我也知道上的几个妓女，见了面我还和她们打招呼，叫她们什么什么姨。她们平常和花街上的其他人一样，或者上班，或者出门做别的事，只在她们悄悄地在门楼上和屋檐下挂上一个小灯笼时，才成了妓女。挂上灯笼就回到小屋子里，等着有兴趣的男人们来敲门。
她们很安静，无声无息地挂上灯笼，又无声无息地取下，和花街上的人一样沉稳平和地生活。
祖父认为老默不可能是冲着哪个小灯笼来的，也没有人这么认为，小叔也是随便开了一个玩笑。老默只是一个修鞋的老头儿，他整天都在老榆树底下坐着呢。到了黄昏时分，老默开始慢悠悠地收拾摊子，修好的鞋子送进老歪的杂货铺等着鞋主来取，没修好的带回家。他和我祖父他们打过招呼就骑上三轮车，晃荡晃荡出了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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