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路玉离。一看见我就知道是她，三年后又和姑夫站在了一起。他们在海淀等车，我下班从报社回来，刚下公交车就看见了他们俩。姑夫见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冲我笑笑。怪怪的，但我不知道怪在哪里。路玉离也看到了我，他从姑夫的眼神里认出了我是谁。
姑夫说：“这是路阿姨。”
“哦，”我说。“路玉离？”
白胖的路玉离说：“是，路玉离。”
呵呵，姑夫又笑笑，摸了摸脑袋上的板寸。他出狱刚刚一个半月，头发就长长了。我终于发现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他把头发染黑了。半个月前我们见过面，他还是花白的一寸来长的短头发，三年的牢狱把他的头发熬白了。现在自由了，就重新黑了。
我说：“姑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小峰这次月考又是全年级第二。”
路玉离没看我，掏出手机看了看，对姑夫说：“你们聊吧，我有点事，先走了。”
姑夫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走了。吃醋了，一脸的酸样。
“小峰又是第二？”
“不知道，瞎说的。姑妈好多天没给我打电话了。”
姑夫苦笑了一下，“你又何苦呢？”
“我说说自己姑妈犯忌么？”我看了他一身领导阶级的打扮，“报纸送完了？”
“没办法，那体力活实在赚不了钱，糊口都不够。别站这里了，找个馆子去说。”
“那我不是又要吃违法的晚餐？”
元中元已经拆掉了，我们到另一家馆子里，旁边就是元中元还没有运走的一片瓦砾废墟。饭店老板少了竞争，及时地把菜价提了上去。老板对姑夫很熟，主动要求给他打八八折。他常来，这段时间他经常带着路玉离来，偶尔也会是某个道上的小朋友。
“报纸送了多长时间？”
“半个月多一点，”姑夫说。“吃不消，累得要死又赚不到钱。”
“就重操旧业？她找你的？”
“我找她的。她欠了我三年，得还回来。不过说实话，除了这个，我实在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更能挣钱的。”
“你当时不是答应姑妈和小峰的么？”
“答应有个屁用？”姑夫说，喝啤酒的时候有点激动了。“如果答应什么来什么，我天天答应。现在的问题是，日子怎么过？过了年就五十了，还能蹦达几天？家里那一摊子事，我不想拖到临死，把债留给小峰去还。”
这句话好像挺正经的。姑夫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他从来就是一个今天有酒今天醉的人。竟然开始担心家里和生活了。我们老家有句话说，树大自直，如果事情真如姑夫所说，那他这棵快五十岁的老树，是要打算站直了。要按我想，他早该站直了，家里他不能不担一点心了。
他进去的第二年，姑妈的头晕实在受不了了，去医院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把她吓哭了。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供血跟不上，所以头晕。医生说，要做手术，换个瓣膜，否则越拖越严重。姑妈哭不是怕死，而是被高昂的手术费吓坏了。医生说，大约要七八万。这个数字对住在别人眼皮底下的姑妈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她一直梦想有一套不错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那儿的小县城，七八万已经足够了。如果做这个手术，就相当于用一套房子换了一个瓣膜。这还是次要的，要命的问题是，这钱从哪里来。
姑夫长年不在家，在哪都挣不了多少钱，家里面几乎不靠他。但那是太平的时候，真正有了大事，像手术这样的，需要钱，姑妈就没办法了。姑妈是个要强的人，有困难也不说，何况还找了这么个丈夫。那时候姑夫正呆在监狱里，每天摸着光头不知在瞎想些什么。姑妈不好说。当初我们家人都不同意姑妈和姑夫来往的，更不要说结婚了。
我们家在镇上，但我父亲有一帮朋友在县城，父亲又常去县城的办点公事，所以大大小小的事都知道一点。姑妈在县城的化肥厂里作会计，一个周末回家，在饭桌上告诉我们，她谈了一个对象，然后说出了名字。当时我还小，刚读小学二年级，对“对象”这个东西还一知半解，对姑妈带回来的奶油核桃倒是很有兴趣。我记得父亲当时就把筷子放下了，说不行。祖父就问，为什么不行？父亲说，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他听朋友说起过这个人，没工作，整天到处瞎混，吃喝嫖赌，别人能干的坏事他都能干，就是好事不会做。
姑妈就哭了，说：“你怎么知道他坏？他对我比谁都好。”
姑妈哭得很伤心，祖母看不下去，她老人家最疼我姑妈。就安慰姑妈，让我父亲少说几句。母亲也劝父亲，让他先去县城了解一下，姑妈一辈子的大事，不能一句话就打发了。姑妈那个星期只在家待了一天就回去了，她骑的自行车就是我姑夫送的。那时候自行车是个好东西，姑妈骑得意气风发，她根本就不知道，姑夫只用一辆自行车就把她骗到手了。父亲第二天请假去了县城，半天就了解清楚了，屁股大点的地方，一个人半夜说梦话半个县城都听得见，了解得很清楚。
回家以后，父亲说：“当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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