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收拾停当了我开始带着子午办假证。晚上通常出去写广告。那时候假证这行里还没兴起随手贴的带背胶的印刷名片，主要是手工，拿只粗签字笔或者喷漆在合适的地方写。广告牌上，公交站牌上，天桥台阶上，楼房的墙壁上，觉得合适了才写。广告语很简单，“办证”两个字加上联系电话。夜里人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我们适可而止。太张扬了会惹警察和城管不高兴。他们要是较起真来给你打电话，也是个麻烦事。不像现在，小广告你可以随便贴，警察习以为常了，都懒得打电话抓你。
子午不喜欢喷漆，那东西操作起来要眼疾手快。他喜欢用签字笔，慢悠悠地写，他的字写得比我好。写完了电话号码，陡发兴致他也会写一两句别的话，比如：北京有点大；车跑得太他妈快了；我想发财，你想不想。有一晚上想起电大时的女同学，前女朋友，随手写了一句：每次转身，你都不在。我看了后跟他说，喜欢就再追。他闷着头，在下面又写了一句：说好跟我过一辈子，现在你钻进了别人怀里。有点酸，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没吭声。这小子心还挺重。
我觉得子午干这行还是有天分的。等到一个月后他独立干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烤红薯摊，他停下来买了一个巨大的生红薯，我和烤红薯的师傅都纳闷，这种爱好的人不多。子午说有大用。回到住处，他把红薯削成长方体，用小水果刀挖挖剔剔，竟然整出了一个大印章，蘸了下黑墨水，赫然在白纸上印出了我们的小广告。
这绝对是个发明，一下子提高了打广告的效率，像领导用印章代替签字一样，轻轻一按，搞定。据我的观察，在办假证这一行里，子午应该是第一个使用印章广告的。他找人刻了两枚砖头一样大的广告印章，一枚他的，一枚我的。再打广告就一手印章，一手蓄足墨汁的海绵盒子，一下一个。后来越来越多的同行跟在我们屁股后头举起印章。子午是有贡献的。但有了印章子午兜里依然装着签字笔，想起来还会顺手写上两句。这是爱好和习惯，像吃完饭叼上根牙签，不一定是牙口不好，叼的是一个酒足饭饱的感觉。
行外的人都认为办假证是多凶险的事，其实到我来北京时，已经没那么严重了。据老革命说，最初办假证这一行源于刻章。私章和公章，合法的不在这范围内。因为合法的印章只能按市价来，人家坦坦荡荡地来，你没理由抬价。假的就不一样了。你心里有鬼，你想偷梁换柱鱼目混珠，你想用这个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实际上是伪造的印章捞钱、干坏事，你就得付出代价。付出你心怀的鬼胎价和篆刻印章的风险价。私刻公章犯法，条文里有。一个公章几千。最初刻章的人捞海了。然后智慧的人民想，这章你要盖在一张纸上，那张纸一般也不会是真的，为什么不顺便把你想要的那张纸也做出来呢。比如伪造的公文，美化过的成绩单，还有通知单、缴费单、质检证明等等。那张纸就出来了。一张纸，两张纸，很多张纸，加个隆重的大红塑胶封皮就成了证件。假证问世了。
这个过程当然比我说的要漫长，好几年才发展起来。你当然也可以说，伪造的东西几千年前就有，圣旨还有假的呢，皇帝死了一帮太监专干这种事。你说的很对，可我不是说现在么，古人的事我管不了。反正办假证这一行是起来了。越来越盛行，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需要，谁不想不花钱就拿到缴费凭证？谁不想一天书都不用念就拿到博士文凭？
有假的就有打假的，新出现的假一定是被打得最厉害的。最初那拨造假的没少被折腾，戴大盖帽的整天盯着，所以一概鬼鬼祟祟，一看就是非法的。而且一个个都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情况不对立马撒腿狂奔。你还得时刻提防警察查房。外来人口，要看你的暂住证、身份证，弄不好遣送回老家。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相当恶劣。很多人一不小心失了手，就进去了，三年五年的说不好。当然，风险带来暴利，前辈们发大了。就我知道的，第一批入行的人大部分都成了老大，自己不干活，手下一大帮小兄弟帮他干，打广告，揽生意，制作，接头交货，每个环节都有人干，完全是完善的企业化管理。一条龙。这样整法，钱赚得没边。野心勃勃的老大会用这些钱去做别的生意，搞搞房地产，或者去山西弄个小煤窑，都有可能；没什么追求的，就在家里数钱玩。
现在干这行的多了，大小二猴都来撞运气，像我。分烧饼的越来越多，抢到手的就越来越小。我就挣点小钱。当然风险也随之变小，司空见惯了。到处贴着小广告，电视和报纸称为“城市牛皮癣”，每一座天桥和街道拐弯处都有人问你“办证吗”，就跟路边抱孩子的女人突然冲上来问你“要毛片吗”一样。太多了，警察也就无所谓了。真要都抓起来，那得把全北京的拘留所都挤爆掉。
这么说不代表就没有风险，有，只是相对小了点。两年前，子午到北京一个月后，风险就相当大，一度吓得我们窝在屋里几天不敢出门。严打，整顿，创建精神文明，重大会议和活动期间，风声就会很紧。一阵一阵的。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整顿市容市貌热火朝天地发动起来，根本不敢四处打广告。我和子午在小屋里喝了一个星期的酒，决定还是出来，亲自到街头揽生意。文哥胆子大，该怎么出去还怎么出去，一天都没闲着。他说，老婆孩子在老家伸手要钱呢。闲着也是闲着，站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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