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农民
穿越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市的边境时，你会遇见一些神色严肃的美国边防警卫，他们中有些人脸色苍白，戴着凶神恶煞般的钢框眼镜，乱翻你所有破烂的行李包裹，寻找邪恶违禁物品的种种痕迹。你只能像平常在美国那样耐心等待，身旁显然有着数不清的警察，他们有着数不清的禁止法律（没有保护法律）——不过，一旦穿过那扇铁丝网小门，你就进了墨西哥。你的感觉就像下午两点从学校溜了出来，你告诉老师你病了，老师说你可以回家。你的感觉就像星期天早晨做完礼拜回家，脱去礼服，穿上柔软滑爽凉快的旧套衫，出去玩耍——你环顾四周，见到的都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或者是焦虑的情人、父亲和警察们专注的浅黑色脸庞；对面的小公园传来阵阵酒吧音乐，园里有人叫卖气球和冰棍，公园中央有个露天音乐台，供人们举行音乐会，这些音乐会是真正为了人民，免费观看——也许几代马林巴琴演奏者，或者奥罗斯科爵士乐队正在为总统演奏各种墨西哥赞歌。
走路渴了，你可以推开酒馆的双开式弹簧门，进去喝一杯酒吧啤酒；拐过街角，有一处青年射击场，煎玉米卷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人们有些头戴阔边帽，有些身着牛仔裤，臀部别着左轮枪；一帮帮唱着歌曲的商人朝站着的音乐家们投掷比索，音乐家们在音乐厅里边唱边来回走动。这是一种进入极乐世界的绝妙感觉，尤其是因为这里离面部表情冷冰冰的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以及整个美国西南部如此之近——可是你在墨西哥可以找到它，这种感觉，这种农民对生活的感觉，人们那种时光永恒的快乐，他们不会卷入伟大文化和文明的种种争议之中去——在摩洛哥，在整个拉丁美洲，在达喀尔，在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你几乎到处可以发现这种生活状态。
墨西哥没有“暴力”。好莱坞作家们以往写的许多胡扯的故事大都表现暴力，另一些作家去墨西哥就是为了“变得粗暴”——我知道有个美国人去墨西哥就是为了在酒吧里狂饮乱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因为捣乱而在那里遭到逮捕；天哪，我亲眼看见几个人在马路中央打闹摔跤，阻碍了交通，他们尖声呼喊放声大笑，路人微笑着走过——一般说来，墨西哥宽容和善，即便像我这样在危险人群中旅行，也很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危险”我们认为只在美国有——事实上，你离边境越远，越往南走，情况越好，仿佛各种文明的影响像云一样悬在美墨边境的上空。
这片土地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在世界鸦片中心附近，离马萨特兰不远，我在用树枝搭着棚屋的草地上席地而坐，手里卷着粗粗的大麻烟叶，我们在脚踝节处撒鸦片——我们患了黑踵症。我们谈论革命。主人的看法是：印第安人原本就拥有北美以及南美，该是他们宣誓主权的时候了，他说：“La tierra esta la notre（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他也这样坚持，喋喋不休，面带嬉皮士的嗤笑，疯狂地耸起肩膀，要我们理解他的怀疑，他不相信有人会理解他的意思，不过，我在场，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角落里坐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十八岁，桌子遮去了她的下半身，她的脸在烛光的阴影底下——她神色兴奋地望着我们，要么是抽了鸦片，要么觉得自己是男人的妻子，这天早晨，这个男人手持鱼叉来到院子里，在地上懒洋洋地劈柴枝，然后将劈好的木柴扔到地上，侧转身子对他的伴侣做手势并说了些什么。
中午，村庄里的哼歌声让人昏昏欲睡——不远处就是大海，温暖的大海，北回归线热带地区的太平洋。从卡莱克西科、沙斯塔到莫多克，沿途都是重峦叠嶂，哥伦比亚河边的帕斯科落于一大片平原的尾部，平原的另一侧就是海岸线。一条一千英里长的土路通向那里——一九三一年型公共汽车静悄悄的，款式滑稽可笑：车厢高而窄，老式的离合器把手通向车厢地板上的窟窿，座位是那种位于车厢两侧的老式长凳，可以侧翻，实木制造。汽车在无休无止的尘土中上下颠簸，经过纳瓦霍人、玛格丽塔人、常见的野猪沙漠里胡椒博士的干燥棚屋、烤得半焦的玉米薄饼上的猪眼——折磨人的道路——通向这个世界鸦片王国的首都——啊，天哪——我望着我的东道主——在草地上，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墨西哥军队的士兵正在酣睡，这是一场革命。这个印第安人疯了。“La tierra esta la notre ……”
我的向导和好朋友恩里克发不出“H”音，只得用“K”来代替——因为他出生成长的环境不用西班牙语，尽管他的家乡名叫“维拉克鲁斯”，他只能用米斯泰克语发音。公共汽车一刻不停地颠簸，恩里克一刻不停地对着我叫喊：“HK-o-t？HK-o-t？Is means caliente. Unner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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