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周三）午夜前不久，杰克·凯鲁亚克偕同与他同居的年轻作家乔伊斯·约翰逊离开她在纽约市上西区的公寓，来到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的报摊前，等候送报卡车送来次日的《纽约时报》。出版社事先通知凯鲁亚克说，那天的报纸要刊出一篇有关他的小说《在路上》的评论，他们买了从大捆《时报》里抽出来的第一份，站在路灯底下，打开报纸，找到《时报图书》一栏。评论者是吉尔伯特·米尔斯坦，他这样写道：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以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就如同《太阳照样升起》比二十年代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一样，《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
凯鲁亚克和约翰逊拿了他们买的报纸，进了附近一家酒馆的小房间，在暗淡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看评论。杰克不停地摇头，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小人物》里写道：“仿佛他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他们回她的公寓去睡觉。据乔伊斯回忆，“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已经出名了。”
第二天，记者们并不采访凯鲁亚克的写作情况，而是询问他对“垮掉的”一词的解释，此后这一提问伴随了他一生。《村声》的评论者把他出版的书称为“向当时难以捉摸的反叛精神发出的战斗号召”。两星期前，艾伦·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成了旧金山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淫秽诉讼案的题目，一直没有定论；到了十月，克莱顿·霍恩法官判定金斯堡的诗“在社会意义上尚有可取之处”。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开头的诗句经常被报刊引用：“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毁于疯狂，（他们）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垮掉的一代”成了新闻，凯鲁亚克被公认为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凯鲁亚克被认为在《在路上》这本书里为新一代人下了定义，记者们围着询问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并不关心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写那本书花了多少时间，或者他身为作家打算做什么。凯鲁亚克最初对这些问题的标准答复——据乔伊斯·约翰逊的回忆，带着“奇特的礼貌和耐心”——在于解释“垮掉的”一词，那是十多年前他在时报广场从一个名叫赫伯特·洪克的小混混嘴里听来的，洪克用它来形容一种亢奋而精疲力竭的状态，但在杰克心中，它同天主教的真福直观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真福直观是指圣徒灵魂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访问他的人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思想方式，他们希望得到的是顺溜的引语，而不是一个时髦俚语的带宗教意味的派生词。
凯鲁亚克说他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七年，但用于写那部小说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这种说法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当凯鲁亚克以畅销书作者身份出现在斯蒂夫·艾伦的节目上时，艾伦挖苦说，他宁肯花三个星期旅行，花七年写书，而不会像凯鲁亚克这样本末倒置。凯鲁亚克夸口说《在路上》的原稿是他一鼓作气在三星期内完成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嗤之以鼻说：“那不是写作；是打字。”凯鲁亚克终于抱怨说：“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媒体的反应毫不留情，他们认为恐怕要等另一代人成长以后，凯鲁亚克才会被接受，被看作是具有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引人注意的生活观的严肃作家。《在路上》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之后很久凯鲁亚克才得到承认。
《在路上》出版的那年，凯鲁亚克三十五岁。后来，人们似乎认为他一生的前一部分致力于创作那本书并且使它出版，其余部分则用于抹掉影响。问题之一是他被当成新一代人的代言人。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小说里把“迪安·莫里亚蒂”描绘得如此使人振奋，以致记者们指望他符合这个形象，尽管他一再声明他只是书中那个“疲于奔命地跟着”迪安那帮人横越全国旅行的“萨尔·帕拉迪斯”。
来访者对“萨尔·帕拉迪斯”或者凯鲁亚克旅行之余的作家生活不感兴趣。当他告诉他们，他出身于一个法裔加拿大家庭的时候，他们搁下铅笔不作记录；当他说他爱美国，因为美国向他的移民父母敞开了大门，他们充耳不闻；他解释说他不是“垮掉分子”，而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疯狂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若不是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一起在家里过着“一种修士般的生活”，他不可能写得这么多，来访者听了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一切一点也不令人激动，不能同莫里亚蒂生机勃勃的性格或者“垮掉的一代”的出现相比较。然而《在路上》出版的意义比成为报纸的标题久远得多。凯鲁亚克一直在努力寻找有个人特点的声音，多年后他终于让人们听到了他的这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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