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扃。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敢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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