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不是十年内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好汉，但抗战与内战毕竟不同，加上进入的是陌生环境，气氛还是很紧张。时年30岁的粟裕像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每时每刻都对敌情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警觉。
有一天午夜时分，支队正在皖东南的南陵县城宿营休息，粟裕突然下令紧急转移。
日军来了？没有。
大半夜“折腾”大家，只是来自于粟裕的一个直觉：苏南多为前方溃军，很少有向日军直接开过去的部队，而南陵离日军控制的芜湖很近，支队行踪很可能会被日军发觉。
粟裕对自己的直觉判断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的是“可能”，但这个可能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他也绝不容许存在。
4年前，同样是一支先遣队，就是因为军事主官有侥幸的可能，决策时一再迟疑不决，才导致全军覆灭，这是血的教训，粟裕对此须臾不敢忘记。
天刚破晓，日机果然飞到南陵上空，并对支队原有宿营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但这时支队已转移到离南陵不远的山村。
中国军队平时受日军暗算不少，东北军在淞沪会战后期就吃了日机轰炸的不少亏，他们听到这件事后，对粟裕很是佩服，说还是新四军的指挥官有远见，才会让日机炸个空。
军部选择粟裕领兵先遣支队实在是找对了人。遗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队才得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而徐州正是在这一天失陷，因此没能对徐州会战起到牵制作用。
困难叠困难
先遣支队到得晚，一方面是出于侦察和隐蔽的需要，必须昼伏夜行，即使风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则是让苏皖边境的友军给耽搁了，这些部队都有各自防区，他们不让过，你就只能绕着走。
等到真正进入苏南，困难有增无减。
先遣支队的官兵虽有红军时期和三年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但突然之间，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见了，到处都是一览无余的河汊水网，要找个隐蔽或居高临下的阵地颇不容易。
与“环境关”相应的，是语言关。新四军老兵主要来自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听不懂苏南话，而他们说的，当地人也听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请地方士绅。士绅询问是什么部队，士兵回答：“我们是森西滚！”
士绅被这个“森西滚”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士兵说的是“新四军”。
类似笑话还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绍“某某司令”，听在当地人耳朵里，却是“某某西礼”。
客观障碍的存在，容易加深误解。先遣队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给他们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里露营，遇到下雨，靠在屋檐下暂且过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还有不肯卖粮食的。这时候就只好饿上几顿或靠吃剩饭打发，粟裕本人就经常拿一只茶缸泡上剩饭来借以充饥。
困难叠困难，但所有的困难加一起，敌不过一个最大的：没士气。
苏南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发生地，战后日军对其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只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就知道当地军民曾遭遇了怎样的浩劫，日军所过之处，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军烧杀的目的，不光是报复，还有恐吓，而这种恐吓，在一定时期确实能起到明显的威慑效果。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江南民众的抗战情绪非常低落，更谈不上有任何抗战胜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队怎样解释和动员，人家都会反问：“既然你说抗战会胜利，敌人的力量在削弱，那为什么政府军队还要从徐州撤退呢？”
还有人说得更刻薄：“现在南京也没有几个鬼子，你们为什么不夺回来？”
质疑中，讥讽的意味很是明显，这使先遣支队的宣传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当地民众不信任先遣支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支队背负的武器。
苏皖属顾祝同第三战区范围，第三战区共集结了30个步兵师旅，在这些部队中，新四军的装备只处于中下水平。先遣支队已是优中选优，好的武器都给它了，可加一起也仅有两挺轻机枪，其余枪支都是用旧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为便于打游击，长枪已锯成了短枪，还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刚刚才挖出来的。
皖南集结时，各部队一看新四军的装备如此落后，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队出发之前，一位友军将领很不客气地对粟裕说：“你们军队有良好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如果要到东线去打仗，那就只有听下回分解了。”
苏南百姓没有军人的那种鉴别眼光，但也见过世面。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包括罗卓英第十八军在内的“中央军”都曾在苏南与日军鏖战，他们觉得，既然连这些装备优良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凭先遣支队这么一点儿人，这么差的枪，怎么可能立得住脚。
一些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士绅便出面劝先遣支队：“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还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面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仅不退，还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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