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悬殊极大的对比数字，泽田对此显然极为满意，他随后写道：“此次作战进展顺利，完全如我当初预料的那样完成了。奉谢皇恩。”
可是泽田似乎患了失忆症，他忘记了自己发起“大扫荡”的初衷。“扫荡”之前，他在日记中对作战目的有明确记载：“消灭江北兵匪，尤其是新四军。”
直到第二次“扫荡”结束，泽田也没见到新四军这个心目中最大的敌人。
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
早在日军进攻黄桥之际，一师内部讨论攻守战策时，有人曾提出要打一场“黄桥保卫战”，像黄桥决战那样，与日军拼一拼，粟裕果断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老二”与“老大”看上去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实际差距可不只一步。仅以第十二旅团为例，该旅团无联队编制，在日军编制中，仅属警备旅团，级别并不高，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比新四军要强。
日军不是韩德勤，你可以跟它拼一拼，但是拼光了怎么办？
打仗不能只谈感情，还得谈买卖，吃亏的事情绝不能干，因此粟裕下令部队撤出了黄桥，“讨逆战役”结束后，面对日伪军的反攻，他又主动撤出了泰州。
不光是黄桥、泰州，除了驻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外，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里的新四军，都像阳光下的水珠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日军找不到，很正常。
游而必击
粟裕去了农村，并且重新捡起了游击战的看家法宝。他为这一选择加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日军占领苏中城市，无异于把圈套套在了自己脖子上。
泽田真的有了一种要上吊翻白眼的感觉。他好不容易组织两次“大扫荡”，赶跑了韩德勤，代之而起的却是新四军。
泽田向来视苏中为东南米盐的最大供给地，然而就是他自己，把这个好地方双手奉送给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这真是一个让他啼笑皆非的结果。
粟裕说得很对，日军在苏中占领的城市都需要分兵据守，占得越多，包袱越重。
要想卸除包袱，只能再对城市周围的农村进行“扫荡”，泽田把这个挠头的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
第十二旅团是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老对头，下辖5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5600余人，粟裕从泰州撤走后，该旅团便将旅团部设于泰州城，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1941年4月，由第十二旅团牵头，李长江等新老伪军加入，对苏中发动了规模较大的第三次“扫荡”，日军称为七路“扫荡”。
粟裕依旧采用“敌进我进”的策略，当日伪军到目的地“扫荡”时，游击队和民兵就跑了出来，他们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将日伪军牢牢缠住，从而使“扫荡”的进展不知不觉趋于缓慢。
接着，粟裕派出一个团和独立支队向敌据点发起攻击。
第十二旅团的注意力立刻被其吸引，并判断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出动，但他们错了，这只是粟裕的疑兵之计，第一次派出的是“伪主力”，攻也是佯攻。
真正的攻击主力被隐蔽在两泰（泰州、泰兴）附近，在日军出现判断错误后，这些部队突然出现在泰兴至黄桥的公路上，并对既定据点展开进攻。
新四军与日军一个中队激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两名，首开苏中军区俘获日军的纪录。
在这次“反扫荡”中，苏中军区还在兴化附近的一次伏击战中，击沉日军汽艇1艘，歼灭日军1个小队，生俘日军2名。
小仗当然没有大仗好看，可是只要对比一下国民党部队在“扫荡”中的损失数据，就知道在敌我强弱分明的前提下，这种方式还是最划算的。
在苏中军区内部，有些人被日伪军翻来覆去的“扫荡”搞怕了，产生了“恐日病”，极力建议“跑扫荡”、“躲扫荡”，粟裕坚决反对，力主“游而必击”、“扰而必乱”。
战场就是最生动的课堂，你得积极一点，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
新四军在苏南打惯了游击战，挺进苏北后，在与国民党部队的“摩擦战”中逐渐适应了运动战，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这还是老兵，加入的新兵更加缺乏游击战的经验和能力。
经过此次“反扫荡”，游击战不用教，大家都会了。
苏中军区在“反扫荡”中得到迅猛发展，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各县抗日政府相继建立，县级游击队有10个团6000多人，脱离生产的民兵近万，不脱产的民兵达到16万之多。
日军再也没有坐山看虎斗的悠闲了。对消灭新四军，泽田产生出一种深度的渴望意识，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新四军主力捕捉不到，那就直接冲着他们的军部去。
泽田及其幕僚计划举行一次“夏季扫荡”，以便通过“闪击战”来“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
为使“扫荡”取得成功，泽田特地调整部署，派其他日军部队接替了第十二旅团在各据点的防务，以便该旅团能将全部兵力投入攻势作战。
1941年7月20日，由第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少将担任前敌指挥官，日伪军17000余人倾巢出动，其中日军7000，伪军1万，分四路向盐城合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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