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几点钟，我饿了，魔咒也破了。我说：“你送我回去吧，我明天还要上班。”
保时捷时速一百七十九公里，我们很快就看见纽约那片冰冷的灯火通明的天际线。两个人在城市角落里的小餐馆吃晚饭，我狼吞虎咽，而他慢悠悠地告诉我，他作为“HotelKid”的经历。和斯蒂芬·刘易斯一样，他也有一个任酒店经理的父亲，上小学之前几乎都在蒙特卡罗、阿伊克斯或是嘎那的大饭店里度过。一九七六年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几乎不会说英语。
“一九七六年！”我存心嘲笑他，“你真够老的。”
“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他承认。
我点头：“连出生的队还没排上呢。那年我爸爸二十一岁，已经在一间工厂工作了三年，一个月大约挣四美元。”
他没有对四美元这个数字表现出太多惊讶，那会有点不礼貌，而且反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那一整年，我的父母都在打离婚官司，持续了两年或是两年半时间，我记不清了。”他继续说，“我‘酒店孩子’的生活打那个时候起中断了，不过二十几岁的时候又开始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我问他。
“很多东西，我的父亲，他是最沉着最有风度的人，每个人都喜欢他，也喜欢我。”他说，“而且，在那种大饭店里，任何事情打个响指就能做到，任何东西想要就能得到。”
我想得没错。我扬起一边嘴角笑了一下，问他：“他现在在哪里？你的父亲。”
“洛杉矶的某个地方。”他回答，不带多少感情。
那天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下班之后去他的房间，一起在房间里吃晚餐，然后做爱。每次都只待几个小时而已。我没有放任何东西在他那里，衣服也从来不在酒店送洗。
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我那张吐舌头的照片寄到了，却已经错失了时机。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到最后也没有拿去给他看，随手夹在一个可以翻页的相架里，放在公寓的角落。偶尔看见了会有些遗憾，后悔那个时候没有用手机把他的那张翻拍下来，因为我真地真地喜欢他那个表情。
某次和他做爱的时候，我突然起了一种愚蠢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开始尝试吃避孕药，只因为我想和他在一起，有那种真正极致亲密的接触，甚至不能容忍避孕套零点零六毫米橡胶的厚度。直到很久之后，我终于知道，那根本没有什么两样，至少我的身体没有敏感到那个程度，体会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甚至是在高潮的那一刻。而且那次尝试后来证明是失败的，我不适合普通的长效避孕药，整整一个月都断断续续不规则地出血。
一天晚上，漫长的叫人窒息的前戏之后，我们失望地发觉我又出血了。我主动提出来给他Blowjob，一开始他还客气，但后来实在挡不住诱惑。当然那也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在那之前，我觉得要我这样做简直是不可能的，觉得很恶心很低贱。但事实证明，我完全做得到，也愿意这样做，只因为对象是他，甚至丝毫没有坏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那样一种姿态下，发觉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一直以为那会是在一种绝对浪漫绝对纯洁的场景当中发生的。我没有对他说“我爱你”，但是，真的，我爱他。
过程不算很坏，结果却也并不美好。尽管主观上不反感，但我的身体在提抗议。最后的热流刺激到了我的喉头，我没忍住，全都吐在他身上和床单上，我披散下来的头发上也弄到一些，吐完了还是不停地干呕。我说对不起，他也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抱我去浴室，帮我洗头发，然后一起洗澡。我想，虽然我很差劲，但是在他眼睛里，我和他曾经有过的那些女人多少有些不同吧，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的地方。
洗完澡出来，我说我回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让我走，而且已经快凌晨两点了。于是，我第一次在他那里过夜，然后绝望地发现我们是两个不大适合睡在一起的人。无数小说电影电视剧里描述，男人女人如何如胶似漆地抱在一起睡觉。在我们身上，全是胡扯。他一点也不喜欢有人长时间枕着他的胳膊，搞得他手都麻了。而我也不喜欢一个热乎乎的身体贴着我，让我不能自由自在的翻身打滚踢被子。
两个人都不太习惯，很久都睡不着。我在黑暗里对他说：“我觉得我们就像《漂亮女人》里的朱丽亚·罗伯茨和理查·基尔。”
他笑了一声，回答：“你不是妓女，我也不是反华分子。”
“你不是反华分子。”我重复他的话，然后嘲笑他，“你连‘华’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去过很多地方。”
“不，你不知道。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不是地理上的。”
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问我：“如果我给你钱，你会要吗？”
“会吧，”我想也没想就回答，“这样对我们两个都会简单一点。”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的手机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各自占据了那张超大号四柱床的左右两边，中间床单冰冷，隔着至少一尺半的距离。那天他不用巡视餐厅的早餐情况，迷迷糊糊地醒了一下，看着我起床梳洗穿衣服，说完拜拜就又睡着了。床头柜上并没有装着钞票的信封，我不知道应该觉得安慰，还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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