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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香港
我的反应只是嘲笑： “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抚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 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谈话。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十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满满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的，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地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也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支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避孕套。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或是把自己送上后天免疫缺失的绝路。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罩杯里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害怕起来，惴惴不安地想到自己足足三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地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史密特和谢林顿香港分所的合伙人，这一次是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年纪，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又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那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元旦之后，你就会是香港最年轻的senior associate了。”
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五。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人事部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我心里就好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高兴，表面上却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复。”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地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那个礼拜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了，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就这样走掉的，却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我又觉得头晕了，想站起来冲杯咖啡清醒清醒，才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了。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地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我被驾到担架上抬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想到马上就要去医院，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了，我害怕了，开始毫无道理地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每年做妇科检查，为什么不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哆哆嗦嗦地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铃声响了四遍才有人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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