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县城的中心，每天都在大肆宣扬学校的荣誉和高考的重要性，管理几乎不能用严格来形容，只能说残忍。没有周末，寄宿学生不允许出校门，每个月放假两天，而这仅有的两天假期成为我每月最期盼的事情。一个月省吃俭用的零花钱用来买25元的车票，然后坐上更破的小巴，一路晃晃悠悠回家。
那时去学校走省道，一圈圈的盘山公路，放眼望去都是空了一半的山脉，灰突突的山脊被大型机械拦腰挖断，露出大山内里的土黄色，很少看到人。我曾经问过父亲，那都是被停掉的无执照小作坊，曾经挖土和石头用来盖楼和铺路。我那时就想，就那么干晒着，山会塌吧，我们会不会被砸中就这么死了？现在想来，那些千疮百孔的山脉，像极了我们缝缝补补的人生。
盘山公路走两个小时，就可以隐约看到人烟，那里是“赵氏孤儿”故事的发生地，著名的藏山，小巴会经过景区的门口，一眨眼那扇雕龙花柱的大门就被甩在脑后，一群群的游人根本发现不了我们，他们在争前恐后和孤儿的塑像合影，举着旗子的导游懒懒地看着那群人，心里或许在盘算今天能拿到多少回扣。
经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当年闻名全国的大寨基地，大寨是在那“十年动乱”时期被树立起的农业先进，无数真实或杜撰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添油加醋被全国人民膜拜和效仿。直到今天，某些村落的墙上还有着“抓革命促生产”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标语，仿佛在宣告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过了这段路，各种高大的烟囱和冒出的浓烟会一股脑堆积在眼前，有穿着肮脏衣服想要揽私活下矿的人蹲在路边，一边使劲儿抽烟一边眼神期待地看着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也有妇女背着两个孩子急匆匆想要搭车，在很多人眼里，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满地黑乎乎的煤渣和漫天清晰可见的灰尘提醒着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想发财就来这里，想清闲请滚蛋。学校的大门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欲望中隐约出现了。
唯一一次父亲接我回家，就是那年的“非典”，学校在煎熬了一个月后终于开恩决定放假，那时全国都已经人心惶惶，我们却欢呼雀跃，好像逮住大便宜。我上车后偷偷地记住了当时的里程数，父亲说要走高速，结果遇到了多次拦截和连车带人的消毒，回到家中已经是傍晚，下车时我又看了一眼里程数，这才知道，原来从学校到家的路程，是117公里。
我带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问父亲：你接我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路无菌消毒吗？
父亲摇摇头：走的是省道，没人管。
576
打开大学的学生证，背面有一张黄色的卡片，撕不下来，班主任对我们这些新生说，那是你们回家最重要的凭证，可以买到火车票，而且打折。
第一年寒假，我用学生证背后的卡片买到一张硬座票，那时不觉得有什么苦，只是新鲜好奇，也不挑剔。放假时我最后一个从宿舍出来，提着偌大的行李箱，站在寒风瑟瑟的公交站前想，曾经我无数次发誓要永远离开那个鬼地方那座小城市，但当我即将回去时却又归心似箭。
上了开往北京站的双层巴士，拥挤的人群已经不能再给我的行李腾出多一点的空间，售票员一把把我推了下去，我气急败坏地抱着行李嚷嚷，她眼睛都不抬地说：看不到没地儿了？等下一趟！然后啪地关上门对司机吼：开车！
火急火燎赶到火车站，已经快要发车。我提着行李冲向站台，等到找到车厢，自己的位子已经被一个女人占了，她说自己怀孕了，但好心分我一半座位。我把行李箱抬到行李架上，枕着自己的胳膊马上就睡着了。
被噩梦惊醒已经是半夜，身边的女人坐在车厢过道上睡得正香，四周不知何时多出那么多人，各种各样的睡姿让我瞠目结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靠着座椅就能打着呼噜酣睡，也头一次遇到有人会在睡觉时把拳头塞到嘴里。我的旁边坐了一位农民工打扮的大哥，正在吃方便面，他看了我一眼，推推他的面，用浓重的河南腔说：小兄弟，恁也来一口？
那个被惊醒的噩梦里我梦到自己的行李被抢，我抬头看着它依然完好地躺在行李架上，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心里略略放心，但却不敢再睡去，看看表已经是夜里两点，还有六个小时才能到站，我索性把僵硬的腿伸直，直愣愣看着前方开始发呆，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带着一本书解闷。
在之后的六个小时里，我一边小心变换各种姿势，一边拍打自己已经酸疼的腿和脖子，还时不时抬头盯着行李，浑浑噩噩计算着还有多久可以到站。清晨，我在满屋子的臭味和方便面味中醒来，那个女人把头枕在我的腿上睡得正香，之后一位一脸凶相的乘务员进来，大声嚷嚷要到站了，督促大家准备下车。我把女人叫醒，她的口水全滴在了我的新裤子上，看得我嘴角一阵阵抽搐。
迫不及待地下车，看到父亲就开始抱怨，以后再也不用学生证的卡片买票了，太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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