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唯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
“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走，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绝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关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椿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门上一看，这不像话，赶紧赔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候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出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员，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复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动，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不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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