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的时候，念到小学六年级，同年级的学生正在逐渐地流失，有些人已经没有耐心把小学念完，开始离开艳粉街，各奔前程。母亲希望我一直念下去，而且她想要攒钱把我送到市中心的初中，前提是我的成绩能够好一点，母亲告诉我，你不要和你的同学比，你要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正常的孩子，他们每天读书写字，长大就会坐在有电风扇的办公室里上班，你要把他们当成对手，你要比他们成绩更好。我说，妈，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考多少分，我怎么和他们比呢？她说，你就想象他们永远不会犯错误，他们像机器一样，只要有电池，就不会写错一道题。我相信她的话。这条街区里只有一个旱厕，冬天的早晨会在旱厕前面排起长队，想要拉屎的人站在寒风里等待着，相互说着话，嘴上冒着哈气。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大约四十几岁的女人，正在和身边的人开着玩笑，突然从队伍里跳出来，脱下裤子蹲在地上，把肚子里的东西拉在冰面上，它们会长久地冻在那里。我经常会想到这个景象，它像一只手电筒一样，直射我的眼睛，让我在夜里读书时不那么困倦。
就在我要把六年级念完，准备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又一次遭到了抢劫。首领是一个女孩子，身边站着两个和她同样年纪的男孩儿。他们看上去十五六岁，以比例来说，比我大很多。我没见过她，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头发烫成一个一个大的弯弧，刘海遮过了眼睛。腿上穿着黑色的丝袜。她首先抽了我一个嘴巴，认识我吗？她说。我不说话，开始把书包翻过来，倒在地上。她又给了我一个嘴巴，我叫老拉，你有名字吗？我说，我身上没有钱，书包里只有书和文具盒，你们自己看。老拉伸手拿起我的作文本，翻开，朝着她的两个同伙说，题目，《蚊子》，男孩儿们笑了，其中一个抬腿踢了我一脚，说：傻逼，我叫苍蝇。她继续念道：我家夜里有好多蚊子，我打它们，它们就跑，好像它们曾经被我打死过。她看了看我，继续念：我太小了，什么也不懂，也许长大一点会懂，为什么我们非要杀死蚊子，我们才能睡觉。她把作文本扔在地上，捡起我的文具盒，从里面拿出我的钢笔，你有钢笔，她说，哪来的？我说，我爸给我买的。她把钢笔放在丝袜里说，我借走了，不过会还你的。她的同伙狐疑地看着她，其中一个把手伸向她的大腿，说：给我吧，你留着没用。她把他的手按在腿上，说：你留着有用？你认字吗？那人说：认得一些。她说：丝袜好吗？他说：好。她掰起那人的手指说：那就撒手吧。然后她转过头对我说：我要拿它写封信，两三天就能写好，三天吧，你到红星台球厅找我。认识吗？我说：认识，在废品收购站对面。她说：你要是不来的话，我就当你送我了。说完她抬起手，我还以为她要再抽我一个嘴巴，她把头发帘拨了拨，走了。
那支钢笔确实是我爸送给我的，不过不是他买的，他说是一个狱友送给他的。我爸把钢笔放在我手里，是他刚出狱不久，我正趴在地上生炉子，用扇子努力把油毡纸扇着，他蹲不下来。他让我进屋去给我看点东西。火着了起来，把细柴也引燃了，最后烧着的是煤块。我垫上炉圈，放上水壶。他又叫了我一次，我站起来走进屋去，看见他坐在炕沿手里拿着这支钢笔。送你了，他说。我接过来，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镀金的笔尖，不锈钢的笔身和笔帽，拿在手里像一颗细长的子弹。我说：爸，钢笔哪来的？他看着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让他吃惊还是灶台的烟飘了进来，他好像要哭。在哪买的？我补充了一句。他把一条腿从炕上搬下来，站在地上，说：监狱里的朋友送的，你好好看看，是新的。我说，是新的，确实是新的。他向外面走去，说，本来，他想用这玩意扎人来着。我说，后来呢？他说：没扎。
红星台球厅离我的学校不远，不是我爸工作过的那一个，是另一个。在里面玩的人大多年纪不大，便宜，是给小孩儿玩的台球厅，在墙角摆着三台大型游戏机，几个人手抓着摇柄，在玩《街头霸王》，时不时从兜里再掏出币子塞进去。老拉正在和一个男孩儿打台球，这个男孩儿我也没见过，他焗了一脑袋红头发，好像一束活动的假花。老拉在进攻，她趴在台球桌上，一只乳房帮助她固定住杆位，我看着她把白球从桌上打起，直飞到邻桌的球中间，把那边摆好的三角球型炸散了。然后她直起身子，看着桌面，好像局势还在她控制之中，然后她从兜里掏出五个币子，放在桌沿上，说，输了，明天再玩。
过来吧，蚊子。她冲我招手。我想提醒她我不叫蚊子，没人愿意叫蚊子，可是我没说，她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那是她的事儿。她坐在球桌旁边的椅子上，让我坐在她旁边。你打台球吗？她问我。我说，不打，不会打。她说，大型呢？玩吗？我说，不玩。她说，你平常都干吗啊你？哎，你跟我说说，来这儿干吗来了？我说，来拿我的钢笔。她说，钢笔？什么钢笔？你以为这是文具店呢？傻逼。我说，咱们说好的，三天之前你把我的钢笔借走了。她说，挑一样。我说，什么？她说，台球，大型，挑一样，陪我玩一会儿。我说，我都不会，下午我还得上课。红头发在旁边自己和自己打着台球，不停地把球打偏。我说，如果你不给我，那我就走了。我站了起来，她仰着头看我，说：那你随便干点什么行吗？你会什么？随便干点啥。信我已经写好了，你那破笔我留着也没用。我说，我会背诗。我操，她高叫着，我操。我转身准备走出去，她在我身后说，哎，你背吧，背完赶紧拿着破笔滚蛋，背吧，什么诗？我转回来，说：外国诗。她说，还会背外国诗？哪看的，不是你自己瞎编的吧。我说：不是，在书店看的。我和我妈去市里买过书。她说，背吧，赶快，我还有事儿呢。我背道，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她说，没了？我说：还有，但是我就记到这里，其余的忘了。她说，列宁格勒是哪？我说，我不知道。她指着我，对红头发说：老肥，你听见没，这傻逼会背诗。红头发瘦得像饿狗一样，却叫老肥。他一边打出一杆球，一边说：我还会呢，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她对我说，我进去一趟，你们俩傻逼对诗吧。老拉进去之后，老肥把杆杵在地上，对我说，你怎么认识老拉的？我说，忘了。他用杆头指了指我，好像要把我打进洞里，说，离她远点。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个鸡巴。说完他把白球摆好，再一次错失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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