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谋的印刷所
1726年7月23日，我们从格莱伍司德启程，于10月11日抵达费城。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基思已经卸任，接替他担任总督职务的是柯登少校。我在街上看见基思经过，完全像一个普通市民，他看见我时好像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里德小姐接到我的信以后，她的亲友都认为我不会再回来，没有什么指望了，于是她便嫁给了一名叫劳吉斯的制陶工人。
凯谋另外找了一座更好的房子，开设了一家文具店，看上去生意还十分兴隆。店堂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文具，许多都是新品种。
德纳姆先生在清水街租了店铺，我们把货物都摆出来，商店就正式开张了。我照料生意十分卖力，同时学习记账，不久就对销售业务十分在行了。我和德纳姆先生在一起膳宿，他像父亲一般不时地给我提出忠告，真心诚意地关心我。当然，我是既尊敬他又充满爱戴之情。我们原本可以这样快乐地合作下去。但是，在1726年底到1727年2月初我们两人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病情很严重，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当发现自己病情开始好转时，反倒有点失望，因为以后还要再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而德纳姆先生却一病不起，最后死了。
德纳姆先生的铺子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我在他铺子里的事情就此结束了，再一次落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姐夫荷麦斯劝我重操旧业。凯谋也来找我，许我高薪要我去管理他的印刷铺，使他可以集中精力照料他的文具店。虽然我不想再和他来往，但一时没有别的机会，于是只得再和凯谋合作。
凯谋的印刷铺里有这么几个伙计：休·梅雷迪思，一个年届三十的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他从小务农，为人处世明智诚实，并且阅历丰富，还挺爱读点书，但是嗜酒如命。斯蒂芬·帕茨，一位年轻的庄稼汉，天资聪颖，生性幽默谐谑，但是有点吊儿郎当。凯谋和这两个人签定的合同约定每周支付的工资极低廉，不过规定只要他们能使业务有所提高，可以每过3个月增加1先令。另外有一个粗鲁的爱尔兰人约翰，凯谋从一个船长手里买了他的4年时间的服务期，凯谋同时还买来了一位牛津大学生的4年服务期，他的名字叫乔治·韦布，年龄还不到18岁。此外，还有一个农村孩子大卫·哈里，是雇来当学徒的。
不久我就看穿凯谋之所以出如此高的薪水雇我的用意，他想通过我来训练印刷铺里没有经验的廉价雇工，一旦我教会了他们，那时没有我也照样能维持业务。而这些雇工却因为受契约的束缚，无法自由离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卖力地干了起来，整顿他那混乱不堪的印刷铺，使之变得井然有序，并且促使伙计们认真负责地干活，把业务技术掌握好。
那个名叫约翰的爱尔兰人不久就逃跑了，其他几位和我相处得很愉快。他们发现凯谋根本不能教他们什么技术，而从我这里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更加尊敬我了。星期六是凯谋的安息日，我们从来不开工，于是我一星期能够读书两天。我在镇上结识了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凯谋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更加尊敬我。我心中只为一件事情深感不安，就是所欠弗农的债款一事，因为我不善于管理钱财，至此还无力偿还。好在弗农非常宽容，从来没有催讨的意思。
我们的印刷铺经常需要补充损毁的铅字，可是在美洲还没有铸造铅字的工厂。我在伦敦詹姆斯的印刷铺曾经见过浇铸铅字的铸模，可是没有对它的形状多加注意。于是我尝试着设计了一个铸模模具，利用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出了铅字，相当不错地满足了各种需要。我还不时刻点东西，用以制作印墨。另外我还管理仓库，负责其他一些大大小小杂事。总而言之，简直就是一个杂差工役。
虽然我如此卖力，但是随着伙计们的业务能力大为提高，我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不那么明显了。凯谋在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目前的工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认为我应当减薪。他待我逐渐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开始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似乎随时准备同我翻脸。可是我还是继续做好工作，勉强忍耐，心想他如今负债累累，脾气难免暴躁些。最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
一天，从法院附近传来巨大的吵闹声，我把头伸出窗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恰好凯谋正在大街上，抬头看见了我，对着我吼叫起来，怒气冲冲地叫我少管闲事，接着又说了一些责骂我的话。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对待我，这使我大为恼火。当时在街上邻居们都看到了他羞辱我的情形。他立即跑到印刷所楼上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他提出解除合约，根据合同的规定我还享有3个月的宽缓期。他叫嚷着当初把宽缓期规定得太长了。我对他说，这个后悔是多余的，我马上就走。于是拿起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遇见梅雷迪思，我吩咐他照料一下我的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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