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振作起来！起码我还有人生目标！我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董某自白
董某，广州一所大学学生，2006年8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弑父”。
事情发生在2005年9月22日，当时20岁的董某用准备好的刀具连砍带刺捅了父亲三十多刀，令父亲当场死亡。
记者拿到了他的两本日记，从2001年8月24日升入高一前开始，到2005年2月14日的大一，详尽地记录了他这三年多时间的心路历程。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从高一起，董某的心理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发展成精神分裂症。这个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高二上学期以前。主要是强迫，具体表现是，虽然很烦学习，但仍然强迫自己极其刻苦地努力学习。同时伴随着多疑，即一旦表现不好，他就觉得别人会议论他、嘲笑他。
第二，高二下学期至高三下学期。主要是多疑，由于所谓的“失恋”，他开始频繁地觉得老师和同学经常嘲笑他、议论他。虽然学习成绩曾有转折，甚至考过一次全班第一名，但总体而言，他强迫式的学习方式已坚持不下去了，他越来越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成绩在高考冲刺阶段不断下滑，这严重刺激了他，初步出现了幻觉。
第三，高考后。他高中三年的日记，堪称“目标日记”，因为绝大多数日记的内容都是在树立目标，他要求自己在学习、游泳、电脑、篮球、小提琴、奥赛等方方面面都“让人刮目相看”。在很多方面，他实现了这一点，但在最关键的高考上，他失败了，这是他的强迫式学习的必然结果。他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最终在进入大学后出现了幻视、幻听和被害妄想，这是重型精神疾病的典型症状。
在这三个阶段，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任何进步都只能给他带来很短暂的快乐，只要还有人比他强，他就会有挫败感。
第二，一产生挫败感，他都会立即树立一个更艰巨、更远大的新目标。
这两个特点导致了如下的恶果：他的新目标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成了不能承受的重量，并最终被这些新目标所摧毁。
可以说，目标是他特有的心理防御机制，是让他逃避挫败感的自我欺骗方式，也是他为什么会伤害父亲的根本原因。
逃避挑剔的“内在爸爸”
新日记本的第一天是2001年8月24日，当时他参加了一个暑期游泳班，日记内容充分展示了他的性格：
新日记本！这是新的开始，是新的希望。上高一了，学业繁重，每天都筋疲力尽……不管多累、多烦，在休息时，也要抽空坐在书桌旁写上几句……决不让记忆白白流逝，到头来只留下一声无奈、悔恨的长叹。
“早上又是8：30起床。活见鬼！怎么从军训回来，人就变得那么懒惰？”
“怎么回事？‘蓝帽子’为什么会快我一个身位？我呢？无名小卒！”
“只能勉强游五十米。一倍呀！耻辱啊！”
“……我以后一定要写一篇关于运动的散文！”
作为第一篇日记，第一段反映了他的强迫性格：不管情感上多烦，也要强迫自己完成任务；第二段反映了他的自责，这是暑假，而且是中考后的暑假，但他因为睡了懒觉而痛斥自己；第三段既反映了强烈的自责，也反映了他的好强。
每个人都有两个我：“情感的我”和“理智的我”。“情感的我”是我们心理能量的源泉，而“理智的我”可以规划这些能量，以让我们合理地运用能量。
强迫、自责和好强这些性格，一方面可以把这些能量用到极致，但另一方面，这些性格容易让一个人忽视自己到底有多少能量，从而无视自己“情感的我”的承受能力。
一段时间内，“情感的我”或许还能勉强为之，接受“理智的我”的强力驱使，但是，久而久之，一直超负荷运转的“情感的我”就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了，于是最终拒绝接受“理智的我”的指挥。那时候，“情感的我”和“理智的我”就可能会发展到极端敌对的地步，而精神分裂也由此产生。
所以，董某这种过于强烈的强迫、自责和好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并且，因我们的理性、规矩、责任等内容最初是来自父母的教诲，“理智的我”一般可理解为“内在的父母”，而“情感的我”可理解为“内在的小孩”。
考虑到董某的妈妈在他8岁时已去世，那么他“内在的父母”其实主要就是“内在的爸爸”。由此，他的这第一篇日记，就可理解为“内在的爸爸”对“内在的小孩”的训斥和苛责。譬如，关于游泳那一段就可以这样解读：
“内在的爸爸”对“内在的小孩”吼道：“怎么回事？‘蓝帽子’为什么会快你一个身位？你呀，真是个无名小卒！只能勉强游五十米。人家是你的一倍呀！你耻不耻辱啊！”
董某的辩护律师胡福传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自从董某母亲去世后，董父对董某堪称溺爱，在2005年9月21日之前，从未动过儿子一个手指头。不过，他承认董父对董某期望很高。并且，他透露，董某母亲在世时，董父对儿子是相当严厉的，有时会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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