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毕淑敏年龄七十性别女
籍贯山东
诊断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像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七十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七十？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选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了一个洞。”
我说：“七十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七十是一个界限。七十以前算短寿，七十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这样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绝顶可怕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症会使我们死亡。”
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二十年的丈夫之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像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打量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旮旯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的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像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指间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拈出一张张内容揭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的，潦草不堪。
八十六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揿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到。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者其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彩。好好听听吧。人和人何其相像，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夫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从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位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种死法。其实大多数人死得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之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像四只巨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常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字形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姣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她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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