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绕了一个圈，我又回到了原点。讲什么主题呢？我重新呕心沥血搜肠刮肚，所不同的是时间更为紧迫。几番思考未果，只得把一腔焦灼倾泻在我先生头上。都是你！你知道你最擅长干的事是什么吗？
是什么？他一脸无辜加少许好奇。
就是张口提出否定性意见，却不能同时提出建设性意见。我发难。
他好脾气，想了想说，好吧，我现在提供一个建设性意见。
我转悲为喜，说，太好了，快讲。
他说，你就还用原来的题目吧。
我俩大眼瞪小眼，想不出更好的招数。于是，我回归到原本拟定的题目——“什么人适合当外交官”。
为了鼓己士气，壮我行色，我在心里一一驳斥老芦的歪理邪说。
怎么啦？谁说外行不能发表意见？每个行业都有特殊要求，每个人也都各不相同。森林中有各类树木，木质品性各异，派的用场就不同。一个人并不见得完全明了自己的特质，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今个儿，我就斗胆弄斧，言者无罪。
主意一定，后面的事情相对简单。我先把闹钟定好，清晨3点起床，布局谋篇这份讲稿。
我通常恪守农夫习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在雾霾深重的京城，要看到日出并不容易。我基本上不熬夜不贪早，写作是天长日久之事，不能把自己煎熬得晨昏颠倒夜不能寐。我顽固地保持庸常的生活节奏，除非特别紧要的事物，我才会偶尔早起，利用头脑比较清晰的时刻应对杂芜。
现在，你明白我对这个课稿噤若寒蝉的程度了吧。
连续两个早上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我用3号黑体字把演讲提纲打出来。人老眼花，字号太小笔画太细恐看不清。本可现场戴上老花镜补救，但你不可能总是一头扎在那里低头看稿，有时也会抬头望望大家，来个目光交流或莞尔一笑什么的。老花镜的弊病是只能看近，看远就头晕目眩。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在台上念稿，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好不忙活，概因此患。也有偷懒之人，不肯费力将老花镜彻底摘下，将就着把镜托往鼻梁下面一拨拉，目光从老花镜上缘乜斜着鸟瞰大家。
我清楚记得自己年轻时对这种状况多么反感，无来由地感觉那目光有阴鸷冷漠之意。当我老到必得戴老花镜之时，严厉告诫自己要尽量减少从镜片之上瞄扫他人的举措。预防措施便是把稿上的字号放大，字体加黑。基本上可不用戴老花镜，省去了戴上摘下的烦琐。
我把讲稿打印了两份，一份夹在行李里，一份和护照等细软物品放在一处随身携带。思谋着就算行李丢失，讲稿尚在，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或者就算是护照丢了，这课也还能照讲。
一路颠沛流离，按下不表，终于，演讲的那一天到了。时间安排在下午，正是中南美国家暑热难耐的时刻。本以为我泱泱大国，国力渐强，驻外使馆关乎国家形象，得鸟枪换炮，会议室虽不能说是富丽堂皇，也该窗明几净凉爽宜人。却不料该使馆的会议大厅，是建在平地上类乎简易楼般的平房，且无空调。几个老式的电风扇，呼呼作响，鼓动灼热空气，给人以精神安慰。
讲台朴素，一张旧桌子蒙了一块布。使馆的外交官们，除了不能离开人的重要岗位，能来的都来了。听众们大多非常年轻，很像我在大学演讲时看到的青春勃发的面庞。当然我确知他们和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有着巨大不同，肩上已经承担起了祖国托付的千钧重担。或许单独看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你会觉得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但他们集合在一起，就汇聚成了国家的形象，任重道远。
为了这一天的演讲，我特地准备了一件暗宝蓝色的正装连衣裙。临行前，我在家中镜前走过来走过去斟酌掂量，觉得颜色有点过于凝重。翻箱倒柜取出一条写有中文古字体的红色围巾，配起来有点像红蓝铅笔，大致还算醒目。万没想到大使馆馆舍热如蒸笼，虽然调来一个摇头电扇对着我猛吹，但终不敌这身行头温暖。为了维持挺括，我这裙子的前心后背处都有衬里，再以围巾搭颈，暖热无比。好在当时倾情投入，并未觉得酷暑难熬。演讲结束后，才发觉汗透衣衫。
什么人能当外交官呢？我抛出了自己的问号。
先声夺人，外交官们鸦雀无声等待着我的下文。估计不以为意的也大有人在，心想我们都已入行多年，均是资深外交官了，您一局外人，能讲出什么新鲜？
我先从人格分类讲起。哦，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居住着我们的人格，而它最终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所以，用通俗点的话说，人格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高指挥官。
以前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段子，问的是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人。人们忙着回忆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据，是60多亿还是70亿。答案呢，是这个世界上只有12种人。按照中国的属相划分，所有的人都可以归结到这12种之内。在心理学家那里，还有更简明扼要的分类，这就是人格分类。
关于人格分类，众说纷纭，至今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据说光是基本被认可的权威分类法，就有十数种之多。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位美国女心理学家的四分法。她把这世界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物，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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